1. 經濟增速新常態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最明顯的標志是增速下降，2015年降到了7%以下。關于中國潛在增長率的爭論有很多細節，經濟學者觀點不一致，中間相差一個百分點，兩個百分點，甚至三個百分點。我今天不對這中間的差別做解釋，而是想說，基于經濟學原理，大家有不少共識。

　　

這個共識就是資源的稀缺性與報酬遞減的一般規律。由此推出，一個國家的潛在增長率與該國的人均GDP水平呈負相關關系。所有的國家都一樣，沒有例外。正是因為窮國的潛在增長率高于富國，所以就會出現追趕效應。如果我們把人均GDP的水平分為低收入、低中等收入、中等收入、高中等收入、高收入，就可以大致對應潛在增長率為高增長、中高增長、中增長、低中增長、低增長。當然這是潛在的增長率，并不意味著一定可以實現，實現是需要條件的，比如改革開放就是重要條件，和平環境也是重要條件。

　　

不過，從這里我們馬上就可以推導出，拿中國的增長率與美國的增長率去比較毫無意義，因為不是在同一個發展階段。同樣，拿今天中國的增長率與今天印度的增長率去比較，意義也不大，因為印度的人均GDP相當于20年前的中國，即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類似的，拿今天中國的增長率與20年前中國的增長率比較也沒有什么意義。

　　

2015年中國的人均GDP為8000美元，是美國的1/7。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PPP），中國的人均GDP是美國的1/4。但是，無論是用匯率衡量，還是用PPP衡量，中國在今天的人均GDP仍然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說中國是中等收入國家，是恰如其分的。這也說明，中國的潛在增長率，雖然不如印度了，但是比發達國家要高得多。

　　

這背后的原因是報酬遞減規律，是資源的稀缺性。人口結構是明顯的因素。勞動力是一個稀缺資源。中國從2011年起勞動力占人口比例開始下降，從2012年開始勞動力絕對數開始下降。所以，僅僅看人均收入與美國的差距還不夠，還得看其他資源的限制，比如人口結構就是一個重要的限制。中國今天與日本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人口結構是不同的。這從可觀察到的數據，比如工資水平增長上，就可以看到。過去幾年中國的工資增速超過GDP增速，使得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上升，當然是從很低的水平開始上升的。這在全球是非常獨特的，因為在其他幾乎所有國家，近年來勞動收入占GDP比重都在下降，資本收入占比則在上升。為什么中國與眾不同？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口結構的變化。

　　

再看整體的投資回報率。在2007年之前，我們的投資回報率比較正常，但是自此以后就一直在下降。這背后的原因包括市場中的扭曲嚴重，比如過剩產能等。當然，根本原因還在于體制改革沒有到位。這些都是造成報酬遞減的因素。最后反映在整體效率的下降，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

　　

用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來看增長：短期是刺激政策，它直接影響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中期是結構性改革，它影響供給側，影響市場效率；長期是創新，它改變生產方式。下面我著重講中期和長期這兩個方面。

 

　　

2.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現在討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多，但是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我們容易把結構性改革等同于結構調整。結構性改革不等于結構調整。結構調整的主語是什么？如果是政府，是通過政府的行政手段來調整，那就是計劃經濟的思路。計劃經濟下叫有計劃、按比例，比例就是指結構比例，如果結構比例不對，就要按比例來調整。結構調整的主語如果是市場，那么結構調整就應該是市場競爭的結果，而不是政府調控的工具。這里的關鍵是要區分機制與結果。結構性改革的關鍵，運用剛才講的經濟學原理，就是繼續開放，把激勵搞對，讓市場起作用，就是要糾正激勵扭曲，糾正市場扭曲。究竟什么是合適的結構比例？這要根據經濟發展階段，根據國內經濟情況，還要根據全球經濟情況共同決定。這不是我們看比例能看出來的。

　　

這個話題因為篇幅所限不能具體展開。但是我想說，哪怕運用一點點經濟學原理的基本知識，我們就能分辨出正確的思路與不正確的思路。這里既有理論問題，也有政策問題。認識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結構調整之間的重要差別，是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精髓的起點。

 

　　

3. 經濟發展新動力：創新

 

　　

創新被上升到國家戰略，特別是“雙創”的提出，即“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把創新從過去的從上到下，擴展到從下到上。這兩類創新在世界各國都存在。從上到下是利用國家的力量，在美國也有，比如造原子彈，比如登月。但要是從數量和影響范圍來講，歷史證明，還是從下到上的創新更為根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的書《大繁榮》，就專門記錄了西方國家中草根創新的歷史。其實，“雙創”也是基于哈耶克關于分散信息和分散知識的使用。

　　

我們所在的這個地方，北京海淀中關村清華科技園，就是一個在創新領域非常令人矚目的地方。清華經管學院在2013年4月創辦的“清華x—空間”（Tsinghua x-lab）就在這棟樓隔壁的B座。創新是增長模型中唯一的變量，具有如此大的潛力，也具有如此大的不確定性。它讓你對很多問題的回答都充滿了多種可能。比如我們經常問，世界上的資源能支持中國這樣的大國崛起嗎？能像美國那樣每家都擁有汽車嗎？我們的思路是在給定現有技術下的思路。給定這些技術，你可以說中國這么多人，每個人能源消費這么多，是不可能承受的。但是這里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就是創新。創新可以節省能源，創新可以不使用傳統能源。再比如，我們問經濟增長對公平的影響是什么？創新到底是使窮人受益多，還是使富人受益多？在過去這一百年間，我想創新使得窮人生命的延長遠遠大于富人生命的延長。創新也使得智能手機這一在幾年前還是很貴的產品變得如此便宜，不僅中國的一般百姓，而且包括非洲的窮人，都能使用。感謝我們的創業者、創新者，能用1/10的價格，或者1/6的價格（人家是用美元標價，我們可以按同樣的數字用人民幣標價）生產出來。所有這些都使得創新的成果不僅僅由少數人享受，而是更多人可以享受。

　　

關于創新，我講兩個看法。第一，如果相信經濟學原理的話，就要相信創新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中有不同的意義。我們可以把經濟體分成三類：第一類是發達國家，它們處在技術前沿，唯一的增長模式就是靠創新才能維持經濟增長。第二類是窮國，它們遠離技術前沿，但可以靠模仿，靠資源動員來獲得高增長。中國在過去的30年，印度在今天，都是這種情況。我想強調的是，還有第三類，即中等收入國家，也就是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中等收入國家既不同于發達國家，也不同于窮國，它們處在中間狀態。一方面，相比發達國家，資源動員還有空間；另一方面，相比窮國，創新變得更加重要。中國目前就是處在這一中間階段。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判斷，但是會幫助我們找準自己的方位。

　　

第二，創新在中國有一個特殊的優勢。創新通常強調從0到1，但最近我在幾次講話中都強調從1到N。這里有兩個原因：一是N在中國是個巨大的力量，N是近14億。二是從1到N并不只是簡單模仿，中間有很多學習中的創新。中國很多成功的新經濟中的企業，就是從1到N過程中創新的典范。

　　

這就是我用基本的經濟學原理來思考中國經濟的未來。經濟增速下降的基本原因是正常的，由于資源的稀缺性和報酬遞減規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是要繼續開放，把激勵搞對，讓市場起作用，而結構調整是結果。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是創新，熊彼特對創新的定義就是改變生產方式，產生新產品，它是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最終力量。　 

　　

最后我想借用凱恩斯的這段話來結束本文：

　　

經濟學研究似乎并不需要任何極高的特殊天賦。與更高深的哲學或純科學相比，經濟學不是……一門極其容易的學科嗎？它是一門極其容易的學科，但這個學科中很少有人能出類拔萃。這個悖論的解釋也許在于杰出的經濟學家應該具有各種罕見天賦的組合。他應該同時是數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家和哲學家，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他必須懂得符號，并用文字將其表達出來。他必須用一般性來深入思考特殊性，并同時觸及抽象與具體。他必須根據過去、研究現在、為了未來。沒有人的本性和人的制度會超出他的考慮的范圍。他必須既是有目的的同時又是超脫的，要像藝術家一樣超然而不流俗，但有時又要像政治家一樣務實。

　　

這段話概括了凱恩斯對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期望。理解經濟學原理，就是讓我們能夠用非常根本的、簡單的原理來理解那些非常高深的學問，并且解釋看上去非常復雜的現象。它既是容易的，但是也需要各種天賦的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