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耶魯大學的諾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羅默（Paul M． Romer），以表彰其在創新、氣候和經濟增長研究中的貢獻。此次獲獎的兩個主題共同指向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當前中國經濟已從高速增長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從依賴要素轉向依靠科技創新與人力資本建設；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的約束增強，“污染防治”提高到三大攻堅戰的位置，經濟不再片面追求GDP規模，注重環境保護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本文梳理兩位諾獎得主的主要經濟思想和理論貢獻，同時提出對中國經濟的啟示與建議。

 

　　經濟學圍繞“經濟為什么會增長？”、“經濟為什么會波動？”形成了經濟增長和周期理論。各流派的經濟學家提出各種理論解釋分析，尤其是對經濟增長的探索不斷推進，亞當·斯密的社會分工、馬爾薩斯的人口決定、馬克思的兩部門再生產理論、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等均解釋了經濟增長的動力，但現代增長理論的起點是哈羅德-多馬模型的出現，索洛模型意味著現代增長理論的成熟。索洛模型提出人口增長率、儲蓄率和技術水平決定經濟增長，但是技術水平（全要素生產率TFP）是外生變量，該模型并未回答什么決定技術水平，沒有解釋長期經濟增長的真正來源。與此同時，新古典增長理論始終無法解釋兩大現實問題：各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問題、不同國家人均收入存在的巨大差異問題。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羅默、盧卡斯等人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以“內生技術變化”為核心的全新經濟增長理論。羅默建立了內生技術變化的長期增長模型，認為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大部分的技術進步源于市場激勵而致的有意識的投資行為，即技術是內生的；創新能使知識成為商品，知識和人力資本具有規模收益遞增，從而能夠促進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羅默的內生增長理論具有較強的政策意義，核心主張是投資教育和提高研究開發的人力資本存量等促進技術進步的政策措施十分必要。

 

　　經濟學的核心是實現有限資源的最優配置，追求資源約束下的效用最大化。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約束之一是其所處的自然環境。諾德豪斯致力于研究的問題是人類的經濟活動如何影響自然環境，自然環境變化又將如何作用于人類社會，人類要怎樣才能實現與自然的良性互動，具體表現為碳排放、氣候變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主張建立全球碳稅機制和用“凈經濟福利指標”衡量經濟產出，奠定了“綠色GDP”核算的理論基礎。

 

　　當前我國正轉型高質量發展，兩位諾獎得主的經濟思想對我國發展具有重要啟示和政策意義：1、加強科技研發和教育投入，向基礎科研傾斜，降低高科技企業的增值稅稅率，探索人力資本和知識密集型行業人員工資的增值稅抵扣，落實并繼續提高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的措施，提高創新能力和人力資本。2、改革科技管理體制，賦予研究人員更大的自由度，預算管理上放寬薪酬發放的限制，賦予科研人員科研產權以激發積極性。3、加強產權保護，穩定科研人員和企業家信心以利于長期投資。4、繼續堅持對外開放，加強國際間的知識、科技交流與合作。5、通過大幅降低關稅、減稅清費、放開行業管制、打破壟斷等促進制造業和服務業開放，引起外資和民間資本，促進市場競爭、知識外溢、技術研發和產業升級。6、完善環境保護相關的制度安排與政策執行，適時開征碳排放稅，作為地方稅，提高資源稅稅率，將高污染、高耗能行業納入消費稅征收范圍并提高消費稅稅率。7、提高環保政策制定的專業性，避免一刀切式的懶政和惰政，尤其要避免對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的誤傷。

 

　　正文

 

　　一、羅默與諾德豪斯生平簡介

 

　　羅默（Paul Romer）是內生增長理論的創建者，提出“憲章城市”理論，集學者、創業者、世行官員身份于一身。羅默于1983年獲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先后在羅徹斯特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學和紐約大學任教。1986年，羅默在《收益遞增經濟增長模型》中提出了內生經濟增長模型，認為人力資本、知識投資和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是內生增長理論的創建者。羅默在城市化研究方面提出“憲章城市”理論，認為制度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發展中國家可以香港為藍本，辟出一塊試驗區，借用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將該實驗區交給發達國家托管，并計劃在洪都拉斯將該理論付諸實踐，但因被質疑為“殖民主義”的新形式而未能實現。羅默還是成功的創業者，2001年創立以“知識付費”為主要模式的Aplia，Aplia匯集各類科目與權威教科書相對接的網上預習、復習、網上測驗等功能。羅默曾專任總裁，后將Aplia出售給Cengage Learning。2016年10月至2018年1月，羅默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

 

　　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是環境經濟學的開拓者，奠定“綠色GDP”核算的理論基礎，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研究美國經濟周期，提出“機會主義周期理論”，因與薩繆爾森合著教科書《經濟學》為公眾所熟知。諾德豪斯于1967年獲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師從薩繆爾森和索洛等經濟學大師，其間接觸的“外部性”理論成為其后續經濟學成就的重要思想來源，此后他一直在耶魯大學任教，現為耶魯大學的“斯特林經濟學教授”。諾德豪斯運用“負外部性”研究環境與經濟的關系，并將家政服務、社會義工等活動納入GDP核算，奠定“綠色GDP”核算的理論基礎。諾德豪斯相對其他經濟學家，重視政治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研究美國經濟周期，提出“機會主義周期理論”，認為政黨政治與經濟存在相互影響的關系。他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和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員、布魯金斯經濟活動小組的成員和高級顧問，于1977-1979年擔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并曾在國家科學院的多個委員會任職。其研究領域覆蓋宏觀經濟學、環境經濟學和資源經濟學，并因與薩繆爾森合作著名教科書《經濟學》而被公眾所熟知。

 

　　二、主要經濟思想與理論貢獻

 

　　羅默與諾德豪斯研究的主題共同指向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一）羅默“內生增長理論”：知識、技術和創新是經濟增長動力

 

　　亞當·斯密的社會分工、馬爾薩斯的人口決定、馬克思的兩部門再生產理論、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等均解釋了經濟增長的動力，但現代增長理論的起點是哈羅德-多馬模型的出現，索洛模型意味著現代增長理論的成熟。索洛模型提出人口增長率、儲蓄率和技術水平決定經濟增長，但是技術水平（全要素生產率TFP）是外生變量，該模型并未回答什么決定技術水平，即未能夠解釋長期經濟增長的真正來源。與此同時，新古典增長理論始終無法解釋兩個現實問題。第一，各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問題。經濟增長率的長期數據表明人均產出的增長是遞增而非遞減的，而新古典增長理論建立在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前提，資本的邊際產品增長率是趨于下降的，而技術是外生變量得不到解釋。第二，不同國家人均收入存在的巨大差異問題。按照新古典增長理論從長期的發展看，發展中國家的增長率是可以與發達國家趨同的。但根據以往資料，隨著經濟的發展，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收入有不斷拉大的趨勢。經過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末期經濟增長理論的黃金時期，1970年代初期以來，有關增長理論的文章突然從西方各主要學術期刊上基本消失了。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羅默（1986）、盧卡斯（1988）等人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摒棄了新古典增長理論的核心假設，提出了以“內生技術變化”為核心的全新的經濟增長理論，探討了長期增長的可能前景，經濟增長理論研究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1、第一個內生增長模型：技術內生，知識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

 

　　1983年羅默在芝加哥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動態競爭分析中的外部性和收益遞增》，被視為新增長理論的代表作。該文提出了經濟學中最古老的問題之一：在以收益遞減和稀缺為特征的物質世界中是什么維持經濟的增長？

 

　　1986年羅默在此基礎上發表了著名的論文《收益遞增和長期增長》，文章構建了一個具有內生技術變化的長期增長模型。該模型假定完全競爭并采用收益遞增和技術外部性來解釋經濟增長。羅默認為特殊的知識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知識和人力資本不僅能使自身形成遞增收益，而且能使資本和勞動等要素也產生遞增收益，從而整個經濟的規模收益遞增，保證了經濟的長期增長。

 

　　該模型的經濟意義和政策含義在于：（1）知識能夠提高投資收益率，解釋了收益率隨著時間變化以及各國經濟增長率不一致的原因。（2）與資本一樣，知識是一種生產要素，國家必須以對待機器投資的同樣方式對待知識投資。（3）由于過去的資本對知識積累是有益的，因而存在著投資促進知識、知識促進投資的良性循環。這意味著，投資的持續增加能夠長期地提高一個國家的增長率，這一點突破了傳統理論的觀點，同時說明規模經濟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大國總可以比小國增長得快，從而推 翻了新古典絕對趨同的結論。

 

　　該模型的缺陷：完全競爭的假設條件限制了模型的解釋力和實用性，無法較好地描述知識和技術商品所具有的非競爭性和部分排他性的特殊屬性。因此，羅默開始在壟斷競爭的假設下研究經濟增長問題。

 

　　2、第二個內生增長模型：四要素三部門模型，投資教育和提高研發的人力資本存量能夠促進技術進步，引致經濟增長

 

　　1990年羅默在《內生技術進步》中又提出了他的第二內生增長模型，即四要素三部門模型。該模型有三個基本前提或假定：第一，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核心；第二，大部分的技術進步源于市場激勵而致的有意識的投資行為，即技術是內生的。第三，創新能使知識成為商品。羅默特別強調知識商品的特殊性：使用上的非競爭性（nonrival）和占有上的部分排他性（partially excludable）。由此產生了兩個重要結果：（1）使用上非競爭性的商品可以無限地累積增長；（2）不完全的排他性和不完全的獨占性使知識可以產生溢出（spillover）效應，經濟具有長期的收益遞增性。

 

　　該模型的經濟可分為三個部門：研發部門、中間品生產部門和最終品生產部門，研發部門把知識產品賣給中間品部門用于生產機械等，中間品部門將產品賣給最終品部門，研發部門因知識的部分排他性（有期限的知識產權保護期）獲得利潤。有四種投入要素：有形資本、非熟練勞動力、人力資本和技術水平。人力資本指熟練勞動力，用受教育的時間來表示，人力資本水平在所有經濟中短期是固定的，技術水平隱含在先前的創新產品之中。知識由兩部分組成：一是人力資本，它具有競爭性；二是技術水平，它是非競爭性的，可實現無限的增長。模型假定人口是固定的，人力資本用于最終品生產和新知識的生產。

 

　　該模型的經濟含義和政策結論是：（1）增長率隨著研究的人力資本的增加而增加，與勞動力規模以及生產中間產品的工藝無關。大力投資于教育和研究開發有利于經濟增長，而直接支持中間品的投資政策無效；（2）人力資本的規模是至關重要的，居民的文化程度對產出的收益遞增必不可少。一個國家必須盡力擴大人力資本存量才能實現更快的經濟增長。經濟落后國家人力資本低，研究投入的人力資本少，增長緩慢，經濟將長期處于“低收入的陷阱”。（3）由于知識的溢出效應和專利的壟斷性，政府的干預是必要的。政府可通過向研究者、中間產品的購買者、最終產品的生產者提供補貼的政策，實施有期限的知識產權保護，以提高經濟增長率和社會福利水平。（4）開放有利于增加知識和技術的生產與積累。

 

　　3、羅默的政策主張：投資教育和研發，促進技術進步

 

　　羅默的政策主張核心觀點是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動力，投資教育和提高研究開發的人力資本存量等促進技術進步的政策措施十分必要。

 

　　羅默既不贊成新古典市場調節的政策建議，也不同意凱恩斯主義的主張。他認為，政策不應把注意力集中在經濟周期的治理上，而應著力促進發展新技術的各種政策，忙于進行“微調”和尋求操縱“軟著陸”的方法是不對的。政府應較少地投資基礎設施，使基礎設施投資私人化是正確的選擇。政府應補貼以大學為基地的科學和技術的開發，或建立法律框架以鼓勵風險資本和資本的自由流動等。對于科技政策，羅默認為大學的作用在于探索基本的概念，著眼國家的安全和需要，追求長遠利益。大學不應以商業和經濟為目的，應給大學提供良好的環境，不能把大學里的研究推向私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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