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高碳行業低碳轉型正在步入“深水區”。高碳行業對我國碳達峰的貢獻將主要依靠產量的減少，而這一過程主要由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過程完成之后對工業產品的需求減少所驅動。但是，為實現碳中和，碳密集型行業的轉型將主要依靠技術創新，而這一過程將在未來幾十年帶來較大規模的轉型投資需求。根據中金公司的估算，為實現碳中和，中國電力、交通運輸和建筑等高碳行業的投資需求較大，分別為67.4萬億元、37.4萬億元和22.3萬億元。然而，綠色金融主要關注對光伏、風電和新能源汽車等綠色“增量”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傳統高碳行業減排與轉型的棕色存量。我國實現碳達峰后，高碳行業低碳轉型的資金需求規模和結構都將發生新的變化。

其次，管理轉型風險的需求越來越迫切。從發展趨勢來看，轉型風險呈現不斷加劇的態勢，并將長期伴隨凈零目標的實現過程。單純的綠色金融在協助高碳行業應對轉型風險的過程中顯得“無能為力”。同時，在當前中國資本市場不完備的情況下，過快從債券、信貸等資金渠道抑制棕色產業會導致它們難以獲得技術創新和轉型升級所需資源，反而擴大了碳密集型行業所面臨的轉型風險敞口。相較于綠色金融，轉型金融可以有效發揮風險管理的作用：一方面，通過加大對高碳行業低碳轉型的金融支持力度，可以從源頭上減緩轉型風險的潛在負面沖擊；另一方面，通過發揮治理效應，增強微觀主體對轉型風險因素的識別能力，有可能阻斷風險的傳染鏈條。

最后，能源危機進一步凸顯轉型金融的重要性。歐洲對煤炭投資過快地撤出帶來能源供給量連續多年下滑、供給彈性持續下降，加之可再生能源短期難以迅速增加，造成了能源供給“青黃不接”的困局。能源危機下，能源價格飛速上漲并在高位震蕩，既不利于下游產業保持競爭力，又通過抬升居民電價影響了居民生活水平，對低收入群體尤為不利。從這個角度來看，俄烏沖突凸顯了在能源轉型過程中通過金融手段支持傳統能源產業和高碳行業按照合理的節奏公平、公正轉型的重要性。鑒于我國能源資源稟賦以煤為主，因此，我國要減少對煤炭的依賴難度更大，需要的金融資源也更多。轉型金融在此過程中可以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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