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種情形：碳價比較低。

 

碳價低需要有一個參照系，現在的碳價直觀來看比發達經濟體的碳價水平低很多。但如果從一個更加理論化、更加科學的角度來看，碳價的高低可以用均衡碳價來說明，碳排放的邊際成本和氣候變化可能造成的社會損失達到一致水平時，就相應產生一個均衡碳價，使碳排放的成本內部化，防止出現負的外部性。國際上也有很多估算，有一些估算顯示中國目前碳價應達到75美元/噸或100美元/噸。

 

目前中國的碳價相對低這個事實并無太大爭議。在此情形下，高碳行業的碳排放成本低，有利可圖，會仍然保持較高的投資和產出。當然，因為各方都在應對氣候變化，高碳行業繼續迅猛發展的可能性不大。同時，綠色產業和高碳行業的轉型活動因為成本較高，缺乏激勵，難以大發展，會使大規模投資潛能難以釋放，從而抑制自然利率的提高。

 

同時，因為高碳行業碳排放增多，氣候變化繼續加劇，這對經濟社會產生比較大的沖擊，會通過人口、投資、就業、生產率等渠道壓低自然利率。第一，氣候持續變暖，導致許多同地區的人口加大流出，影響勞動力供應，導致資本勞動比升高，降低資本邊際產出，使得自然利率持續下降。第二，氣候變化帶來的物理風險和轉型風險會造成資產的損失和貶值，降低資本的存量和生產率的增速，從而壓低自然利率。自然災害和高溫天氣會影響農業工業產出和勞動生產率，會造成經濟增長的趨勢性下降，也會導致自然利率下降。第三，氣候變化一般來講對較貧窮地區和低收入人群的沖擊更大，加劇不平等，降低消費，也會降低自然利率。

 

第四，氣候變化增加了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導致投資意愿降低，儲蓄傾向增強，也會造成自然利率下降。

 

此時，由于碳價引導資源配置作用的缺失，而且自然利率比較低，央行要支持綠色低碳的發展，就不得不采取非常規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引導和支持綠色低碳轉型。這一操作的常規方式包括向商業銀行提供低成本資金，推動商業銀行發放更多的綠色信貸等。但是，由于碳價低，商業銀行同樣缺乏必要的激勵，因支持這些綠色轉型項目風險較大。而且，在氣候變化的情況下，物理風險和轉型風險可能增加商業銀行的資產，央行需要耗費更大的資源向商業銀行提供激勵。

 

第二種情形：碳價升高。

 

此時，高碳行業的生產和投資受到抑制，綠色低碳轉型得到進一步發展，碳排放增加的勢頭得到遏制，甚至出現下降。在碳價升高的過程中，支持綠色低碳轉型的力度還不是很大，因為綠色低碳的技術研發和應用并非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相關投資和產出的增長未必能彌補高碳行業的萎縮，整體經濟增長會受到影響，也會壓低自然利率。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預測，如果要到2030年實現減排25%，那么現在到2030年全球年均經濟增速會放緩。IMF也提出，如果不進行轉型減排，氣候變化對經濟的沖擊會更大。

 

在這種情況下，為推動實現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央行同樣需要采取結構性貨幣政策。此時，商業銀行因為碳價提高，有更大的激勵支持綠色低碳發展。但是，高碳行業萎縮造成銀行存量資產的損失增加，導致銀行支持綠色低碳行業的能力受到削弱，所以央行可能需要較大的力度支持綠色低碳轉型，但耗費的資源可能低于碳價較低的情形。

 

第三種情形：碳價達到并維持較高水平。

 

此時，高碳行業可能會因為成本大幅升高而受到極大的抑制，出現明顯萎縮，綠色低碳的領域受到高碳價的激勵，投資大幅增加。這種情況下，新技術的研發應用推升勞動生產率。

 

多項研究表明，綠色低碳投資和服務可以創造大量的新增就業崗位，完全可以彌補高碳行業的就業下降，這會促進社會整體人力資本積累和就業上升，提升整體經濟增長，因此 也將提升自然利率。很多實證研究表明，綠色低碳順利轉型有利于經濟增長和就業增加。引用國際勞工組織的一些具體測算，在綠色低碳領域創造的各種各樣就業崗位，能夠彌補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行業在進行轉型調整時期可能造成的就業崗位損失。

 

在這種情況下，碳價已經可以有效引導資源流向綠色低碳領域，央行通過貨幣政策手段加以引導和支持的必要性下降。在一些發達經濟體，市場機制能夠比較充分發揮作用，合理引導資源配置到綠色低碳領域，央行不需要用很多非常直接的支持或者干預手段來應對氣候變化。央行通過進一步完善綠色金融、轉型金融基礎設施，強化金融機構氣候環境信息披露和綠色金融評價，完善應對氣候相關金融風險的機制等措施，即可促進綠色低碳轉型和經濟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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