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沖突導致的國際油氣供需格局改變和市場切換將對全球油氣供應鏈造成較大沖擊。油氣市場切換所需要的大規模的油氣基礎設施建設存在諸多困難，歐盟的能源低碳轉型也需要較長時間。未來幾年，供給方尋找新的市場和合作，以及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將成為油氣貿易的重要制約因素，并將導致油氣市場的交易不暢和交易成本提升。在油氣供需錯配和基礎設施缺乏的狀況下，國際能源價格在未來幾年大概率將維持高位。

 

“碳中和”目標的制定是一種倒逼機制，而且企業低碳轉型所需要的資本投入與企業盈利直接相關。較高的能源價格可以使能源國企獲得比較好的盈利，這為能源國企轉型提供了基本條件。而對于新能源系統相關行業來說，能源國企轉型將帶來更加激烈的競爭。

 

　盡早入局新能源產業

 

此外，由于各國忙于應對能源供應和高能源價格問題，最近全球各國似乎對低碳轉型的熱度有所下降。然而，俄烏沖突帶來的真正影響是促使未來幾年全球新能源發展速度會加快，而不是減緩。因為只有加速新能源發展，才有可能在保障能源供應的同時，滿足“碳中和”的要求。

 

能源國企需要將“碳中和”作為機遇，將未來幾年作為全面低碳轉型的重要窗口期，積極、盡早地入局新能源系統，主要包括風電光伏、電動汽車、儲能、綠氫和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等產業，將未來幾年高能源價格帶來的盈利投入到新能源相關產業。在“碳中和”進程中，能源國企擔當保障能源安全和低碳轉型雙重任務，在低能源價格時，雙重目標難以兼顧，未來幾年高能源價格則緩解了這一矛盾。

 

我國擁有全球最大的化石能源系統，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結構的比例近84%，能源國企則是目前我國化石能源的絕對主力供給者(估計82%以上)。我國若想擺脫對傳統化石能源的依賴需要經濟發展方式、產業結構、能源結構等各方面的深刻轉變，但最重要的是能源國企的低碳轉型。也就是說，我國能源系統轉型壓力主要由能源國企承擔。從另一個角度看，能源國企未來還將是保障我國能源安全供應的主力，因此需要在新能源領域做強做大。而且，能源國企轉型也有益于上升其在資本市場的估值。

 

2021年全球五百強企業中，有21家中國傳統能源企業上榜，包括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中石化集團、山東能源集團、國家能源投資集團、中電建、晉能控股等。能源國企要保持在全球500強企業中，也需要進行低碳轉型。否則，由于“碳中和”導致的傳統能源需求量大幅度下降，無論屆時傳統能源價格有多高，都不足以維持其在全球500強所要求的體量。

 

　　后發優勢明顯

 

我國擁有全球最大的新能源系統，目前在這些戰略新興能源產業尤其是新能源發電及電動汽車產業中，民營企業占據著主導地位。以往民營企業在傳統化石能源領域機會較少，但在新能源產業發展的早期階段，受益于國家強有力的財政補貼政策，民營企業紛紛在全國布局新能源，主要是風電、光伏發電等項目，為新能源產業的爆發式、規模化發展做出巨大貢獻。近年來電動汽車產銷量快速增長的背后驅動力也主要來源于民營汽車企業。以滿足消費者需求和盈利為核心目標的民營企業往往比國有企業更靈活，因而在新能源和電動汽車等戰略新興產業中占據發展先機并快速搶占市場份額。能源國企在相關產業發展上則主要以大型示范項目為主，在產業系統性布局方面顯得較為遲滯。

 

能源國企全面低碳轉型的程度和速度是中國2060年達到“碳中和”的關鍵。能源國企擁有雄厚的國有資金和成熟的技術積累，可以成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下的重要參與者和貢獻者。企業低碳轉型的過程會伴隨著不小的成本和代價，能源國企會遇到大量化石能源資產如何處置，固有的成熟生產模式如何改變，傳統業務板塊如何重新布局，相關就業人口如何轉移及安置等諸多棘手問題。所以，在碳中和目標的背景下，能源國企可能需要拿出“壯士斷腕”的決心逐步降低化石能源生產整體比重。

 

在新能源領域，能源國企起步較晚卻有后發優勢，未來幾年的高能源價格則提供了很好的轉型窗口。相較于民營企業，國企具備雄厚的資金實力和成熟的能源技術積累等優勢，未來幾年的高能源價格可以支持能源國企進行大規模轉型投資。能源國企可以發揮自身資本、技術和成本優勢，“集中力量干大事”，以行業領導者的姿態促進新能源系統更快速、更深入融入未來低碳能源系統。

 

同時，在政府的政策鼓勵下，能源國企的深度參與和積極布局將營造良好的新能源產業外部發展環境。能源國企能夠為相關產業發展創造穩定的市場預期，從而吸引更多社會資本進入，有助于加快推動新能源系統技術的創新和規模化應用，為去補貼后發展略顯乏力的新能源和電動汽車產業提供更為廣闊的增量空間。

 

政府需要鼓勵化石能源國企低碳戰略轉型，利用未來幾年高能源價格的時間窗口，引導企業在資金富余的時候將投資重點聚焦于新能源系統，積極鼓勵能源國企低碳轉型。一方面，制定相應法律法規，加強立法保障，督促國企在資金比較富裕的時候，盡快開展全面低碳轉型，并將國企的清潔低碳轉型列入國資委考核。另一方面，給予能源企業相應政策支持，盡可能采取市場化手段減少能源國企的轉型成本。例如，對于能源國企大規模投資建設的新能源及電動汽車產業給予適當稅收優惠，對于目前成本很高和產業鏈不全領域，如CCUS及綠氫等變革性低碳能源技術給予適度補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