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們面臨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中國是一個獨立自主和經濟穩定的發展中大國，在全球變局中也面臨著諸多挑戰。撥開紛繁復雜的迷霧，中國當下的要務是穩住陣腳，保持戰略定力，全力以赴聚精會神地抗疫情、穩增長、保民生。高質量的增長，將確保中國沿著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道路前進。

 

穩增長要求高質量、高效率，不能飲鴆止渴。應避免陷入“當年GDP好看，來年產能過剩或過劣、資產沉沒”的不良循環，這對我們的治理水平和發展理念是一種考驗。應脫離依靠“兩高項目”保GDP，趁本輪周期調整，切實開拓新的投資與消費方向，轉變投資和消費的內涵，形成與短期、中長期發展方向相銜接的新發展動能。近年來，很多省市發展的實踐表明，結構調整和動能轉換之路大有希望。在中國人均GDP接近高收入經濟體水平之時，加之中國的體制優勢、市場體量優勢、人民勤奮智慧優勢、經濟韌性優勢和新能源資源稟賦優勢，在新發展理念指引下，我們應對中國的綠色低碳增長保持信心。

 

穩增長就要穩能源。經濟活動要靠能源驅動，能源生產和消費本身也是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長久以來， 存在“經濟增長需要支付得起的能源消費增長，能源增長需要排放增長”的思想，甚至認為能源廉價，能源安全和能源清潔的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這在中國低收入水平時期，以及前十余年全球與國內能源及制造業科技發展水平下，也許是存在的，但在當今和未來的發展階段，這個“定論”終將被淘汰。我們正迎來一場深刻的、再次以能源科技革命為標志的產業革命，并伴隨著一系列的科技革命，注定我們要以新發展理念去處理好經濟增長、能源安全、環境改善和氣候穩定不同政策目標之間的關系。一個明確的結論是：這幾者之間的關系是可以協同的，但不會自動得到協同。我們面臨著時代的選擇——選擇對了，通往可持續繁榮的道路將越走越寬；選擇錯了，則會延緩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降低中國在未來全球體系中的相對競爭力。

 

這個轉折點來自非化石能源技術的革命性變革。過去十年，可再生能源的成本降低了約90%，發電效率大大提高，技術的可靠性和穩定性取得了長足進步。這些變革發生在能源和裝備市場上，也體現在各類統計數字上。中國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例從2016年的13%左右上升到2021年的15.9%；在電力生產結構中，2020年非化石能源達到30%左右。2021年風光裝機增加了1.3億千瓦。這些都表明中國非化石能源的發展已經進入了技術和產業迭代的快行道，到2030年占一次能源的比例可望大大突破此前的預期。

 

在過去幾年里，風光能源平均每年的投資約五、六千億，在穩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背景下，風光領域的投資有保持和擴大的潛力。穩定安全的、以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電力系統，要求在電源側、輸配電網側和終端用戶側配置不同儲能設備以穩定電力、電量，這些需要投資，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抽水蓄能儲能，它有可能撬動中國大量既有的星羅棋布的水庫基礎設施資源優勢，形成中國高比例可再生能源電力系統的特色。

 

支撐必要的經濟增長率，投資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驅動力，當下的問題在于投向哪里，回報幾何。綠色低碳領域的投資，可望對維持短期增長率發揮顯著的支撐作用。能源基金會的一項分析表明，“十四五”期間，在傳統產業的數字化升級和綠色改造領域，綠色低碳城鎮化和現代化城市建設領域、綠色低碳消費領域，以及可再生能源友好的能源和電力系統建設等領域，總投資潛力可達44.6萬億元，平均每年約為8.9萬億元，約占2021年社會總投資的16%，這將是一個可觀的增長動能。能源基金會支持的另外一個分析表明，到2050年，面向碳中和的直接投資可達至少140萬億。如果考慮到關聯的投資，實際投資潛力要遠大于這個規模。這些都表明，碳中和相關的投資將在“十四五”期間與今后三、四十年為經濟增長提供可觀的投資推動力。這就將增長與碳中和轉型有機地結合起來。

 

煤炭能源作為今天中國能源的壓艙石，需要一個系統有序的安排。首先，短期內要加速去除數量不多但空氣污染貢獻率高的散煤使用，這主要涉及城市周邊鄉村居民的取暖和小企業用煤。要因地制宜，以天然氣、淺層地熱、生物質能和非化石能源替代散煤。其次，在黑色冶金、水泥建材、化工與石化等工業領域，通過數字化融合、工藝流程改造，以節能和提高能效，燃料替代和綠色賦能，下游產業原料消耗及需求的減量化，推進循環經濟等系統性手段減少工業用煤量。對于占煤耗55%以上且占比還將上升的電煤，在保持現有存量煤電廠超低排放、進一步提高煤炭利用效率的前提下，要嚴控存量的擴張，嚴控新建、擴建煤炭采礦和燃煤發電設施。但與此同時要保證維持煤炭開采和燃煤發電的簡單再生產，保證充足的流動資金。根據中國煤電裝機機組平均機齡只有大約13年的特點，可以制定機組年齡30年左右的淘汰目標，保證煤電項目投資回收周期的技術和經濟優化。換言之，中國煤電行業現有大部分機組在未來17-20年中將保持平穩運行，但發電小時數可望有序下降。同期非化石能源發電的技術將不斷成熟可靠、成本下降，在本世紀三十年代末或四十年代初將最大限度實現大規模替代煤電。在此期間，部分現有煤電機組將進行靈活性改造和災備部署，用以作為調峰電源來配合間歇式可再生能源電源的運行，成為新型電力系統的組成部分。為了保障這一結構轉變，在近5-10年中也需要大量的轉型投資。未來20多年里，中國電力系統將迎接非化石能源占比穩步上升、煤電占比相應下降的有序結構轉換過程。此過程應在每個五年周期體現出顯著的進展和變化。

 

總而言之，未來的碳中和進程中，要加快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做到“先立”，而對于煤炭要穩住存量，功能轉變，嚴控增量，做到“后破”。要盡早做到新增的能源或電力需求百分之百地由非化石能源的增長去滿足，而且其增長還要大于新增能源或電力需求，以富余的非化石能源新增量替代煤炭存量。這樣看來，加快非化石能源建設的步伐，建設非化石能源為主的源網荷儲用系統，將是中國碳中和能源轉型的根本出路。

 

在逐步實現電力系統深度脫碳化的同時，要同步推進提高終端用能部門的綠色電氣化水平。工業、建筑和交通領域的電氣化水平有可能不平衡，但都大有潛力。這對配網、終端用能裝置充換電和放電提出了系統平衡的要求，也開辟了新的投資和消費領域。近兩年電動車保持旺盛的銷售走勢，從投資和消費的雙重角度為保增長做出了貢獻。

 

在現實中要想實現上述投資潛力，需要打通政策堵點。一是要有更加明確的控減排目標，為投資者和技術研發者建立長期穩定的預期；二是要加速建立碳定價體系，使實際碳價顯著高于邊際減碳成本以形成減碳的盈利，為減碳的投資者和技術研發者提供足夠的激勵，引導足額的投資流入減排領域。如果碳定價體系發展比較緩慢，就需要考慮使用其他“價值轉移”的方式，如給減碳投資者特許經營激勵，足夠的投資回報激勵。這樣，就能建立起把“綠水青山”變現為“金山銀山”的機制。

 

隨著綠電和電動車的大力發展，中國將顯著減少作為耗油大戶的交通行業的石油消費量，進而減少石油的進口依存度，這有利于緩解能源安全的壓力。

 

總而言之，大力投資發展可再生能源等非化石能源，將同時對經濟增長、能源安全、能源結構低碳轉型、環境質量改善和氣候穩定做出貢獻，是一個一舉多得的戰略性措施，在“十四五”和未來多年中需要以更大的魄力和力度，持續推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