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上，“雙碳”目標成為關注熱點。在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進程中，以光伏、風能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無疑是其中的主力軍。澎湃新聞獲悉，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針對推動可再生能源持續健康發展、減輕光伏企業稅費負擔等方面提出相關建議。

 

隨著全球加快應對氣候變化，光伏市場需求持續增加，數據顯示，我國光伏行業在2021年繼續高歌猛進，制造端產值突破7500億元，光伏產品出口額創歷史新高，超過280億美元。2021年，我國光伏新增裝機創歷史新高，達到54.88GW。

 

劉漢元代表談到，當前，以光伏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已經具備了快速發展、實現能源根本轉型的總體條件。隨著產業規模不斷擴大，技術不斷迭代升級，光伏發電已在全球許多國家和地區，成為成本最低、最經濟的發電方式。與此同時，從碳減排來看，制造光伏系統每產生1噸碳排放，其產品發出的電力將每年減少33噸碳排放，這可能是人類歷史和碳中和道路上，到目前為止規模最大、投入產出最高、節能減碳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他說，近年來，隨著產業規模不斷擴大，技術迭代升級不斷加快，智能制造迅速推廣，我國光伏發電成本也有了大幅降低，2020年平均上網電價已降至0.35元/千瓦時。“十四五”期間還將降到0.25元/千瓦時以下，屆時光伏發電成本將低于絕大部分煤電。如進一步考慮生態環境成本，光伏發電的優勢將更加明顯。但由于其受天氣影響的不穩定性、晝夜更替的特點，需要儲能、智能電網建設等跟進。

 

劉漢元認為，作為全球光伏制造和應用第一大國，我國本應具備絕對的成本優勢。但在技術成本不斷降低的同時，一些非技術成本仍在制約著產業發展。由于國外的稅費、財務費用、土地租金和其他相關費用較國內更低，光伏發電較國內更具成本優勢。其中，光伏發電環節稅費負擔是最主要的制約因素之一，客觀上阻礙了產業發展，延緩了能源轉型和雙碳戰略落地的步伐。

 

他提到，一直以來，光伏發電項目用地的稅收政策各地掌握不一，影響了項目建設。部分省、市、區對架設在荒灘、荒漠、戈壁、荒山等未利用地上的光伏發電項目也征收城鎮土地使用稅。部分省、市、區將光伏發電項目劃到工礦區，比照工礦區企業征收城鎮土地使用稅；部分省、市、區擴大征收區域范圍，將處在鄉、村的光伏電站也納入城鎮土地使用稅征收范圍；部分省、市、區對光伏用地按照遠超實際占用面積征收城鎮土地使用稅。

 

同時，劉漢元代表稱，對于光伏發電企業的變電站、生活區等按照建設用地管理的區域，如果占用了耕地、林地、灘涂、養殖水面、園地等，依法征收耕地占用稅，如果在建制鎮、工礦區范圍，依法征收城鎮土地使用稅，這都無可厚非。“但對光伏發電項目組件架設區域征收耕地占用稅或城鎮土地使用稅，缺乏明顯的法律和事實依據。無論耕地占用稅還是城鎮土地使用稅，均強調實際占用才構成納稅的必要條件。但無論是《耕地占用稅法》還是《城鎮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均未對’占用‘予以明確，才導致各地稅務機關執行時存在偏差，隨意擴大稅法解釋，擴大’占用‘范圍。”

 

此外，光伏發電環節需要大量固定資產投入，資金占用量大、占用時間久、投資回收期長，加上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因此利息成本占據了項目成本的很大比例。據測算，財務費用占到電站發電成本的大約一半。劉漢元認為，近年來，光伏行業受益于國家減稅降費、降成本等系列優惠政策，但與利息成本對應的增值稅卻始終無法抵扣，無疑加重了企業的稅費負擔。如允許利息成本進項稅可抵扣，銀行業的增值稅稅負基本不會受到影響，企業的稅費負擔能夠進一步減輕，有助于推動產業加速發展。

 

劉漢元代表強調稱，雙碳目標的提出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方式、能源生產和消費方式轉型的內在必然要求，也是我國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做出的莊嚴承諾。在此背景下，國家的財稅政策應當同步快速跟上，配套支撐國家意志和戰略的實施。主管部門在出臺普適性減稅降費政策的同時，也應出臺更具針對性的減稅政策，以達到政策乘數效應，因此，明確耕地占用稅、城鎮土地使用稅減免，增值稅扣除或者全部減免，有利于光伏發電成本的進一步降低，有利于進一步減輕光伏企業稅費負擔，讓企業輕裝上陣，從而加快推動能源轉型步伐，助力雙碳目標實現。

 

對此，劉漢元代表提出以下兩點建議：一是建議由國家稅務總局明確，對光伏發電項目中光伏組件鋪設區域一律免征耕地占用稅、城鎮土地使用稅。二是建議實現企業利息成本進項稅額可計算抵扣。建議持續深化增值稅改革，解決抵扣難點問題，參考購進農產品進項稅額計算抵扣的方式，允許企業依據實際支出的利息費用，按貸款服務6%的稅率比例，計算可以抵扣的進項稅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