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將“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列為我國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重大戰略部署及任務總要求之一，這標志著“雙碳”話語與政策已經納入到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成為全面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的任務目標和實踐進路。“碳政治”成為繼“可持續發展”之后國際綠色話語成功實現國內主流化的一個經典案例。

中國“碳政治”的“自主立場”“自主認知”“自主戰略”
 

無論是“低碳”或“相對減排”還是“雙碳”或“絕對量（達峰后）減排”，以及從“低碳”向“雙碳”的積極穩妥過渡，其實都是一些完整系統的“碳政治”話語（政策）理論，同時它們作為一個整體又構成了一個國別或地域特色鮮明的“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而就后者來說，它至少包括如下三個方面的要素或特征：自主立場、自主認知、自主戰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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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立場”是指中國“碳政治”話語（政策）建基于“自己要做”的內部動力而不是“別人要求我做”的外部壓力，其關鍵之點是擁有對全球氣候變化影響及其應對舉措做出主體性自主判斷的能力與條件。正因為基于這種自主自愿的立場，所以才會產生自主性的認知和達成自主性的戰略行動。“自主認知”是指中國“碳政治”學界圍繞“低碳”和“雙碳”這一目標或聚焦點所構建起來的自主性知識體系，從而提供了關于“低碳（雙碳）社會”及其實現的“為什么”“是什么”和“如何做”意義上的系統科學理論闡述。“自主戰略（行動）”是指中國黨和政府基于自主性立場將“碳政治”知識付諸實踐的自主戰略或行動選擇。
 

因而，中國“碳政治”話語（政策）的根本所在，是我國對于自己作為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全球氣候變化應對的自主性立場與認知行動。
 

環境人文社科議題上國家（地方）自主性與全人類共同性之間的關系
 

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所有的生態環境議題都存在著“國家（地方）自主性”和“全人類共同關切”之間的張力或沖突。
 

一方面，全球氣候變化的跨國或超國家規模影響將當代生態環境挑戰及其危機清晰地展現為一個世界范圍或人類社會（文明）存續意義上的問題。也就是說，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已成為當今世界所有成員的“共同責任”或者說“政治正確”。因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巴黎協定》都明確承認的公平原則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其實是一致的，其要義則是動員起國際社會最廣泛有效的行動。
 

但另一方面，必須承認的現實是，國際社會或人類社會（文明）并不是一個均質的或統一的整體，而首先是分裂為自然地理區域、經濟政治發展或歷史文化傳統各不相同的現代民族國家。也就是說，雖然人們經常會說自然（生態）不認識主權（行政）邊界，但同樣不可否認，如今的地球除了南極等個別地區和國際公海、空域外都是被所謂的主權或行政邊界所占據或分割的，真正“無主”或“公地”意義上的自然生態系統已經屈指可數。 本`文@內-容-來-自；中_國_碳排0放_交-易=網 t an pa ifa ng . c om
 

相應地，“全人類共同關切”或“全球意識”作為一種認知方式和話語理論當然可以逐漸構建起來，而像“只有一個地球”“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等標語口號也會產生一定的世界性社會政治動員效果，但不難設想，建基于這種話語認知的國際生態環境保護治理努力未必能夠順利轉化為世界各國和地區的自主性積極行動。可以說，過去30年圍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兩個議定書的全球氣候變化應對或“碳政治”，是這方面的一個經典例證。換言之，實現“全球思考”的全球性依然并非易事。我們不能否定“國家（地方）自主性”有可能會導致“全人類共同性”的積極或理想結果，但同樣也不能過于自信或天真，至少不能將這種積極或理想結果視為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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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新世紀，國際生態環境治理合作和全球氣候變化應對過程中的話語或政策議程競爭日趨明顯。對于歐美發達國家來說，它們更希望強調、也更擅長凸顯生態環境問題的全球性或人類共同性一面，并因而有意無意地把本質上是區域性或國家性的認知觀點與應對政策宣稱、進而操控設置為國際制度的甚或全球性的話語與政策；相形之下，即便是最強大的發展中國家比如中國、印度和巴西，也經常會強烈地感受到一種國際環境治理合作舞臺上的有理說不清或失語狀態。事實上，這種窘況不僅出現在像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這樣嚴肅的國際履約談判場合，也廣泛存在于重要國際環境政府間或非政府組織的議程設定與日常管理之中。比如，對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議定書履約談判影響巨大的IPCC及其報告，盡管其中的確吸納了一些來自發展中國家科學家的參與，但歐美發達國家科學家的主導地位是確信無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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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對于上述事實的意識與反思，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越來越重視自己在國際環境治理合作舞臺上的話語權和議程設置權，而不再只是過程在場和政策落實意義上的積極參與。因而得強調的是，面向人類社會未來的中國全球氣候變化應對方案，不能局限于“3060雙碳目標”這樣具體意義上的“國家自主貢獻”，還應立足于一個系統完整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國式現代化”或“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理論。對于新時代的中國環境人文社科學界來說，學術自主性同時意味著一種心系天下的綠色知識視野和獻身中華的生態政治自覺。

（作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