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碳經濟學的4個關鍵原理

 

碳排放和氣候變化之間存在密切的因果關系。人類活動，尤其是化石燃料燃燒、森林砍伐以及工業生產等過程，產生了大量的碳排放，增加了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導致全球氣溫升高，產生溫室效應。

 

每單位二氧化碳排放都會對全球的溫室效應產生相似貢獻，不會因為時間和空間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二氧化碳是一種長壽命的溫室氣體，在大氣中停留的時間可以達到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無論二氧化碳是在哪個國家、哪個時期排放的，都會逐漸混合和分散到全球范圍內。因此，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是全球性的，而非局限于單個國家或特定時期。

 

減少碳排放所涉及的成本和收益往往不對稱，且難以相互匹配。減少碳排放往往需要付出包括投資清潔能源技術、能源效率改進和減排措施等方面的成本。這些成本通常由減排的國家、企業或個人承擔。然而，減少碳排放所帶來的經濟收益往往不是直接且明顯的。一是環境和社會收益往往分散在全球范圍內，并不會直接回報給減排者，而是全球社會共同享受。二是間接的經濟收益往往在短期內不容易實現，并且難以與減排成本相匹配。三是減排行為也意味著當前世代付出成本而未來世代獲得收益，具有一定的利他性。

 

通過協同推進降碳減污，可以實現應對氣候變化、環境保護和提高經濟效益的多贏局面。碳排放與污染物排放同根同源同過程的性質使得實現降碳減污協同增效具有可行性。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燃燒和加工利用，不僅產生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也產生顆粒物、揮發性有機物、重金屬、酚、氨氮等大氣、水、土壤污染物。因此，通過采用清潔技術替代傳統化石能源的方式來減少碳排放，也可以減少許多與污染物有關的排放。

 

二、碳經濟學的12個基本事實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碳排放量與其經濟發展程度密切相關。在經濟發展初期，許多國家的產業結構通常以能源密集型和碳密集型產業為主導，例如重工業、石化工業等。這些產業對能源的需求較大，使用的能源往往是高碳的化石燃料，如煤炭和石油。因此，這些產業的發展勢必會導致較高水平的碳排放。隨著國家經濟增長與工業化程度的提高，會有更多的能源被消耗、更多的工廠和交通工具運行、產生更多的碳排放。

 

新能源的裝機容量不等于有效容量。近十年來，中國可再生能源的發展經歷了快速增長和技術進步，在太陽能光伏和風能等領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裝機不等于實際發電量。例如，截止到2020年底，中國風電、光伏裝機在總量中占比達到24%，但全國風電、光伏發電發電量占全社會用電量的比例僅為9%。這說明雖然中國在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但實際的發電量和能源消費仍然主要依賴于傳統化石能源。此外，在考慮可再生能源電價時考慮“下網電價”，建議綜合考慮新能源發電所需要的備用電源成本、運輸成本、過路成本、系統成本、電網成本、匹配成本等。

 

部分國家和我國的部分地區出現了碳排放與經濟增長脫鉤的趨勢。這表明隨著可再生能源實際發電比例的上升，這些國家和地區能夠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減少化石能源的發電占比并減少碳排。但也需要指出的是，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助推了碳排放在全球范圍內的轉移，部分國家將制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同時也將碳排放轉移到了國外，從而出現了碳排放與經濟增長脫鉤的現象。

 

我國消費測碳排放遠低于生產側。我國消費側碳排放比生產側低14%，這有重要的政策含義。意味著國內生產側減排政策所帶來的沖擊可能會部分轉移到國外，導致最終的政策效果弱于預期。這意味著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承擔了一定程度的碳排放轉移責任。政府可以在碳排放計算方法上進行改進，更加全面地考慮產品生命周期內的碳排放。

 

制造業雖然產生了大量碳排放，但也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力軍。當前，中國第二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約為40%，貢獻了80%以上的碳排放。主要集中在電力、鋼鐵、非金屬礦物制品這三個高碳排部門，且集中度在不斷上升。因此，減少第二產業的碳排放是實現碳減排目標的重要方面。然而，減少碳排放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可能會增加生產成本，對企業的經濟競爭力產生影響。因此，減碳與經濟競爭力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

 

我國高耗能行業的能效水平已經達到世界先進。近年來，通過一系列節能政策的實施，中國的高耗能行業的能效水平得到了顯著提高，已經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典型的例子包括企業節能低碳行動、階梯電價、能效標準和能效標識政策、能效“領跑者”計劃、重點行業單位產品能耗限額標準等。這些政策通過各種激勵措施推動能效提升，也推動了技術升級和產業結構調整，為可持續發展打下了基礎。

 

不同地區、不同人群的碳排放差異很大。由于群體收入、所處環境、職業類型；以及產業結構、能源結構、經濟發展水平等不同，不同個體以及不同地區之間產生的碳排量可能存在數倍的差距。因此，應當制定不同地區差異化的政策，根據地區特點和需求提供相應的支持和激勵措施。對于經濟相對滯后的地區，可以提供更多的投資和產業扶持，促進經濟發展。對于經濟發達地區，可以推動轉型升級，培育新興產業和提升創新能力。

 

化石能源是減排的關鍵，但也是減排導致矛盾的關鍵。我國許多煤電機組正值青壯年，中國現有煤電廠平均年齡不到15年，大約50%的現有火電在過去10年內投運，85%在過去20年內投運，剩余設計壽命仍有數十年。過早放棄煤電機組將導致資源擱置和浪費。建議年輕的經濟學家們更多關注CCUS，大力發展CCUS可以延長煤電機組的使用壽命，避免數十萬億資產的擱淺。二十大之后碳中和的技術路線由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改成了新型能源系統，這可能是“煤電+CCUS”這條技術支持路線受到了充分的重視。

 

國際上對化石能源的態度比較矛盾。我曾到訪過非洲三個缺電國家，這些國家十分重視化石能源的世界地位，對多邊機構不支持煤電和油氣感到非常失望。此外，許多國家依賴化石燃料出口作為其經濟發展和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然而，隨著減排行動的加強和全球能源轉型的推進，對化石燃料的需求可能減少。由于能源出口國的能源市場份額和經濟利益減少，地區之間可能發生地緣政治博弈，甚至引發緊張局勢和沖突。

 

碳減排對中國能源價格的總體沖擊可能不會太大。主要有三點原因。第一，隨著清潔能源技術的進步和規模效應的實現，太陽能和風能等可再生能源在中國得到廣泛應用，其成本已經大幅降低，且競爭力越來越強。第二，中國政府積極推動清潔能源發展，并實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經濟激勵措施，包括補貼和稅收優惠，進一步降低了新能源的成本。第三，中國正在逐步推進能源結構的多樣化，減少對煤炭的過度依賴，包括發展核能、天然氣和水力等替代能源。

 

發展權與排放權存在差異。前者是指各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中被允許排放的其他溫室氣體的數量，而后者是指各國擁有實現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權利。安哥拉等國際上很多國家都出現了非常嚴重的缺電情況。事實上一個國家今天的能源可靠性和歷史排放之間存在很大關系，不少先發國家已經占據大量碳排放空間，后發國家的排放空間就變得很有限，這種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排放限制會極大地壓縮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空間。

 

中國有望盡快實現碳能分離。2019年北京與浙江實現了碳和能的“強分離”，部分經濟發展速度較快或省內能源供給結構較為清潔的省份實現了碳能“弱分離”。碳能分離背后的機制是用能結構的轉型。隨著收入的提高，人們逐漸使用更加高級清潔的能源。當結構效應>總量效應時，即使能源需求增加，碳排放也有可能降低。實現碳能分離對中國來說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它有助于減少對傳統高碳能源的過度依賴，提升能源供應的可持續性，并降低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它還有助于推動綠色技術和創新的發展，促進低碳經濟的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的實現。

 

除此之外，對降碳減排提出了兩點建議。其一是以能源保供為先。將代際減排成均等化作為實現雙碳目標的有效舉措，即為實現社會總效用最大化，減排的邊際效用、影子價格以及碳價格的現值在不同時期均應相等。隨著未來需求側產業結構越來越輕、供給側越來越富，后代能夠更多承受比較高的能源轉型成本，同時技術進步會使得未來有新的技術出現。因此建議當前以能源保供為先，不必提前擔下未來幾代人所有的減排壓力。其二是建議國際上將碳預算分配給最不發達的國家，在多邊機構之間實現總體碳中和，從而在降碳減排的同時保障欠發達國家的發展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