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對碳生產率的影響機制數字經濟對碳生產率的影響機制主要包括增長極效應、結構優化效應和技術創新效應。
數字經濟的增長極效應。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數字接入設備的大規模覆蓋提高了地區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有利于形成新的增長極，加快推動區域經濟空間結構重塑，提高地區碳生產率。
主要表現為：數字經濟在推動產業智能化進程的同時，生產要素會從低效率部門轉移至高效率部門，并實現新增長極對舊增長極的替代，有助于優化傳統生產組織方式，推動地區
綠色生產要素的空間集聚，進而節約生產過程中的能源投入，降低投入產出損耗，從而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兼顧
碳排放的“減增量”與“去存量”，為碳生產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環境。
數字經濟的結構優化效應。數字經濟以數據作為關鍵生產要素，其對產業結構與能源結構的滲透有助于優化生產布局，實現低碳轉型發展，提高地區碳生產率。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技術向產業內部滲透可推動生產方式與組織管理變革，加快實現要素在生產環節的互聯互通與精準對接，能夠有效減少生產活動對能源的過度消耗，從而擴大碳生產率提升空間。
數字經濟推動了生產生活的“去物質化”，能夠對能源資源產生替代作用。如基于數字技術的無紙化辦公可減少對木材的消耗，有利于驅動能源利用結構向低碳化轉型，提高地區碳生產率。
數字經濟的技術創新效應。數字經濟更易于實現跨行業跨領域的人才集聚，能夠高效整合創新資源，優化地區綠色技術創新效率，有助于對地區能源監管模式進行多維升級，形成以大數據賦能為特征的數字化能源監管模式，提升能源監管的準確性和有效性，倒逼高排放產業向綠色低碳方向轉型，提高碳生產率。
此外，傳感器、智慧設備等數字技術的迭代升級能夠加大生產的技術構成，推動生產過程朝向價值鏈高端攀升，有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減少生產中的效率損失，進而實現能源利用的帕累托改進，助推碳生產率躍遷式發展。
數字經濟對碳生產率的空間溢出效應數字經濟對碳生產率的空間溢出效應主要通過以下兩個渠道：一是數字經濟的產業關聯效應。依托于現代信息網絡和數字技術，數字經濟克服了物理時空桎梏，模糊了經濟活動的地理邊界，地區間可以共享先進生產要素，強化地區間的產業關聯度。
互聯網及物聯網加強了地區間產業關聯，推動要素跨區域流動，有助于提高產業鏈要素配置效率，優化鄰近地區生產方式，進而減少鄰近地區能耗與環境污染，提高鄰近地區碳生產率。
由于地區間存在產業關聯，當本地區數字經濟通過實現產業結構升級而提高碳生產率時，鄰近地區產業結構也將得到改善，有助于優化鄰近地區生產運行效率與能源利用效率，提高鄰近地區碳生產率。
然而，數字經濟在強化地區間產業關聯度的同時可能會造成資本流出，減少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強化了地方政府在區域范圍內的自利性動機，驅使地方政府干預數字經濟的服務范圍，從而削弱數字經濟對碳生產率的空間溢出效應。
數字經濟的技術外溢效應。數字經濟克服了時空桎梏，擴大了信息溢出邊界，縮小了地區間數字鴻溝，有助于提高鄰近地區的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水平，擴大鄰近地區低耗能產業發展空間，降低鄰近地區對傳統化石能源的消耗，從而提高鄰近地區碳生產率。
同時，數字
平臺的廣泛應用加強了地區間交流與合作，有助于本地區數字經濟為鄰近地區碳生產率起到示范和帶動作用，促使鄰近地區能源利用結構朝向低污染、高附加值兩端延伸，從而提高鄰近地區的碳生產率。
由于數字經濟所提供的信息多數為“非標準化”信息，溢出距離越大，經過傳輸的信息產生詮釋錯誤的可能性就越大，會引起地區間知識搜尋成本和技術交流成本上升，進而導致數字經濟對碳生產率的空間溢出效應出現地理衰減特征。當溢出距離增加到一定程度時，本地區數字經濟對碳生產率的空間溢出效應將會逐漸衰減為零。
從空間視角研究了數字經濟對碳生產率的影響，主要得出了以下結論：數字經濟提高了本地和鄰近地區碳生產率，引入“電信普遍服務”這一外生政策作為自然實驗進行檢驗，發現結論具有穩健性。
機制檢驗表明，數字經濟可通過增長極效應、結構優化效應和技術創新效應提高碳生產率。數字經濟對碳生產率的影響在不同的空間范圍內有所差異，空間溢出具有邊界效應和地理衰減特征，空間溢出效應的地理邊界為1000km。
異質性分析發現，東部地區數字經濟提高了本地及鄰近地區碳生產率，中部地區數字經濟對碳生產率無明顯影響，西部地區數字經濟提高了本地區碳生產率，降低了鄰近地區碳生產率。數字經濟發達省份的數字經濟對數字經濟欠發達省份的碳生產率有明顯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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