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是當今社會重要的生產要素，數據中心作為數據流接收、處理、存儲與轉發的“中樞大腦”，已成為數字經濟時代最重要的信息基礎設施之一。但與此同時，傳統印象中，數據中心也是能耗“大戶”。一邊是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迫切需求，一邊是人們對能耗問題的強烈關注，數據中心的高質量發展備受矚目。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移動董事長楊杰一直非常重視這一問題，今年全國兩會他特別關注了數據中心碳排放管理和政策優化，通過深入調研和分析，提出應對之策。

 

數據中心碳排放評價體系有待優化

 

　　生態環境部數據顯示，2021年全國數據中心耗電量達2166億千瓦時，約占全國總耗電量的2.6%；碳排放量為1.35億噸，占全國總排放量的1.14%。“數據中心已成為激活數據要素潛能、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的核心基礎設施。但隨著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數據總量快速增長，數據中心的能耗和碳排放也不可避免地隨之上升。”楊杰表示，數據中心能耗絕對量確實在增加。因此，在“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各級政府對數據中心的能耗均采取比較嚴格的限制，這較大程度上制約了數據中心在支撐數字經濟發展、助力全社會節能降碳方面的重要作用。

 

　　問題的癥結在哪里？

 

　　“總體而言，我國現有的數據中心碳排放評價體系未充分體現數據中心的經濟效益和減碳效益，對其能耗與碳排放水平的衡量不夠全面、科學。”楊杰認為，一方面，評價體系未充分考慮數據中心承載的經濟價值。與其他產業不同，數據中心所消耗的能源，不僅為自身創造了經濟價值，同時也為運行其上的各行業數字化應用貢獻了大量經濟價值，具有“傳導溢出效應”。根據國家信息中心測算，數據中心每消耗1噸標準煤，可直接貢獻產值1.1萬元，同時可帶動數字產業化增加值88.8萬元，并通過支撐各行各業數字化轉型，間接產生360.5萬元的產業數字化增加值。另一方面，評價體系未考慮數據中心帶來的減碳效益。數據中心通過集中性滿足全社會數字化轉型的共性需求，可有效促進其他產業，特別是鋼鐵、石化等高能耗產業的節能降碳，產生“階乘降耗效應”。權威機構研究顯示，預計到2030年，對工業、能源、交通等行業的數字化改造帶來的減排量，將超過信息通信行業自身排放量的7到10倍。

 

　　除了評價體系有待完善外，楊杰認為管控政策也亟待優化。一方面，部分地區對數據中心建設的限制過嚴。如有地區明確規定，2021—2022年除現有資源整合和企業建設有邊緣計算自用需求的項目外，原則上不再新增數據中心機柜；2023—2025年則根據供需情況，在確保能耗強度下降目標可完成的前提下，再考慮支持新增或擴建數據中心項目。另一方面，部分碳排放管控指標設置的合理性有待提升。部分地區基于能耗總量、電能利用效率（PUE）、直接稅收與產值貢獻等多重考量，嚴控數據中心建設總量。以PUE為例，有地區要求，年消耗3萬噸標煤以上的大型數據中心PUE要小于1.15，這一要求不僅遠高于工業和信息化部對寒冷地區新建數據中心PUE力爭小于1.25的指引，同時在現有技術條件下也難以滿足。綜合影響下，我國核心區域的數據中心資源已較難滿足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北上廣深等地區平均存在約10萬臺的數據中心機架供需缺口。

 

完善管控政策護航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對夯實數字中國建設基礎、系統優化算力基礎設施布局等提出了新要求。無論是國家戰略要求還是建設實際需要，數據中心高質量建設的相關政策配套都亟須優化完善。

 

　　楊杰從數據中心碳排放評價體系、政策指導、考核三方面提出了建議。

 

廣告

　　一是建立更加科學的數據中心碳排放評價體系。充分考慮數據中心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的“傳導溢出效應”和對于其他產業的“階乘降耗效應”，合理測算數據中心拉動數字經濟發展的整體能源產出率，科學衡量數據中心賦能全產業體系的碳減排貢獻，為相關政策制定與實施提供有效參考依據。

 

　　二是加快推進數據中心項目能耗單列進程。建議結合《“十四五”國家重大項目能耗單列實施方案》，制定數據中心項目能耗單列的政策指導文件，加強國家部委與地方政府的協同聯動，明確報審及后續落實等流程規范，對重要的數據中心項目實行能耗單列，有效解決數據中心供需矛盾。

 

　　三是有序推進數據中心電能利用效率考核。建議引導各地政府以PUE而非整體能耗作為數據中心管控的重要考核依據，結合各地實際氣候條件和能源情況，遞進式、差異化制定科學合理的數據中心PUE性能指標，引導行業企業積極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融入數據中心的生產運營過程，不斷提升綠色低碳發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