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期間有幸參與了美國環保協會組織的氣候拓新項目，在一家光伏龍頭企業參與與綠電/綠證相關的實習課題，涉及保密原因具體工作內容不便分享，但今天想總結一下自己對綠電/綠證相關問題的一些思考。

 

這兩年，碳中和帶火了不少東西，也包括綠電/綠證。

 

第一個問題是，綠電和綠證有什么區別？

 

很多資料會從基本概念的闡述介紹其二者的區別。

 

綠證是指國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按照國家相關管理規定，依據可再生能源上網電量，通過信息管理中心平臺，向符合資格的可再生能源發電企業頒發的具有唯一代碼標識的電子憑證。

 

綠電（交易）是電力中長期市場體系框架內設立的一個全新交易品種，其交易標的物是來自于新能源發電企業的綠色電力產品。

 

“主要區別在于綠證是消費綠電的間接證明，綠電交易為直接證明。”華北電力大學能源互聯網研究中心主任曾鳴表示。

 

綠電和綠證既然這么像，為什么國家要搞兩套系統呢？實際上，從政府的角度來考慮，綠證和綠電交易想解決的主要問題不完全一致。

 

綠證解決的問題是：之前風光補貼由政府承擔的模式如何轉變為由企業承擔。

 

綠電解決的問題是：通過市場化的手段促進可再生能源的消納（也就是減少棄風棄光問題），同時把過去風光補貼由政府承擔的模式轉變為由企業承擔。

 

也就是說，最開始綠證交易制度的提出是為了替代補貼，后來綠電交易試點制度的建立為了促進了可再生能源的消納+替代補貼。

 

國家促進可再生能源的滲透主要從供給兩側開展。

 

從供給側的政策主要是對風光等項目進行補貼。隨著技術進步，風光已經能夠實現平價上網，對成熟產業的補貼脫鉤是必然趨勢。為了讓可再生能源企業繼續享受由環境綠色屬性帶來的經濟紅利，綠證制度就是提供了把綠色屬性從企業端變現的渠道。綠證也分為補貼綠證和非補貼綠證。補貼綠證是指本來能獲得國家補貼，但是自愿放棄國家補貼而向企業出售的綠證。非補貼綠證是指取消上網電價補貼后可再生能源項目可出手的綠證。顯而易見，由于放棄國家補貼，補貼綠證會明顯貴于非補貼綠證；同時幾乎沒有企業會愿意主動替代國家承擔補貼的角色，因此目前交易的綠證幾乎全是非補貼綠證（雖然這部分也不高）。

 

在需求側的政策主要是強制性的可再生能源消納責任權重指標。由于風光間歇性的特點，在與煤電等化石能源的競爭中并不占據優勢。為了避免風光裝機容量提高，但發電量并不提高的情況，國家往往會下達強制命令，要求各省對于可再生能源必須達到一定比例的消納目標。但強制性的保障收購政策不見得是最有效率的，還有一些地區面臨嚴峻的棄風棄光問題，因此納入市場化交易的政策，鼓勵用電企業與新能源企業簽訂中長期的購電協議，就是幫助可再生能源得到消納的一項重要手段。綠電交易也可以看作是對可再生能源消納權重制度的一種市場化的補充手段。綠電交易的價格是競價磋商確定的，但目前企業購買綠電的意愿較高，參與綠電交易市場整體上呈現供不應求的局面，因此綠電的交易價格會相比火電高，也就是同時體現出綠色溢價，得到一舉兩得的效果。

 

那么，企業為什么愿意得到綠電的環境屬性或者參與綠電交易呢？

 

整體來講，企業購買綠證/綠電的目的一方面是品牌形象，另一方面是市場戰略。

 

從品牌形象上講，購買綠證/綠電是企業體現社會責任的行動。上市公司會發布可持續發展報告，面臨ESG評級的要求，央國企肩負一些政治任務，面向海外的企業還會加入一些例如RE100的國際倡議。

 

從市場戰略上來講，電力消費和企業范圍二的碳排放掛鉤。企業的碳排放在碳市場中是會轉換為經濟效益/成本的。海外市場較大的企業還會面臨碳關稅和碳標簽的問題。通過購買綠證/綠電，降低自身碳排放，從而節省成本或者達到合規。

 

但是，目前而言，上述目的還沒有相應的政策現實基礎。廣東、北京等大多數試點碳市場沒有考慮綠電零排放的價值；一些文章也指出按照當前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的草案來看，使用綠電也不會減輕出口企業的碳關稅負擔；當然有一些國際倡議對綠證和綠電還是認可的，例如RE100；還有一些標準要求披露兩套碳核算方法，一個是market-based，認可綠電和綠證，還有一個是location-based，不認可綠電和綠證。

 

問題來了，既然碳市場、碳關稅的碳核算邊界都要求計算企業購入電力的范圍二間接排放，那么企業通過購買綠電/綠證來降低范圍二的碳排放，怎么就在一些地方都不被認可呢？

 

一個原因是重復計算的問題。

 

UCL的梁希教授指出，若綠電交易用于降低買家碳足跡，電網余下的電力排放因子需進行相應調整。

 

碳核算中對范圍二的計算方法大致是購入電力×電網排放因子，隨著國家新能源滲透率的持續提升，電網排放因子每年都在下降。之前是由國家補貼鼓勵新能源發展，電網排放因子下降的福利由全部企業享有?，F在國家沒有補貼，那么理所當然應該是愿意支付額外綠色溢價的企業享受排放因子下降；沒有支付額外綠色溢價的企業不應該享有。

 

重復計算是一個現實阻礙，但也不是沒有辦法解決，通過合理的機制（例如合理調整電網余下的排放因子）還是可以避免重復計算的問題的。然而，綠證和綠電交易還存在著另外一個本質方面的爭議——是否具有額外性。

 

為了說明額外性，想先聊一下綠電的鄙視鏈。

 

通過自有可再生能源發電設施的，看不起參與綠電交易的；參與綠電交易的，看不起購買綠證的。

 

鄙視鏈的存在主要體現在額外性上。額外性簡單來講：倘若沒有該措施，該措施希望達到的效果是否就沒有了。

 

自持可再生能源發電，例如自建分布式屋頂光伏自用發電，顯而易見具有額外性。因為如果不去做，這部分可再生能源電力就沒有了。

 

綠電和綠證的額外性存在爭議性，也就是說，無論有否綠電和綠證，可能并不會影響相應的可再生能源電力的存在。

 

不過學界對待綠電和綠證的額外性的態度有所差異：

 

一篇發表在Nature Climate Change的文章1在Introduction部分是這樣描述綠電/綠證的額外性的：

 

There is evidence that RECs (可理解為綠證) are unlikely to lead to additional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The common assumption that PPAs（可理解為綠電） do lead to additional renewable energy production and real emission reductions, as the long-term power price de-risks new projects and allows access to project finance

 

如果對這篇NCC文章感興趣的同學可以一篇中文推送介紹，其工作大概是把提出科學碳目標的企業中對于綠證的目標扣減掉之后（扣減的理由是上述對于額外性的判斷），發現并不能和1.5℃全球溫控目標相符。

 

也就是說，盡管存在爭議，學界偏向于支持綠電交易具有額外性的，偏向于不支持綠證具有額外性。

 

前面我們講到，綠電交易比綠證能夠多解決促進可再生能源消納的問題，因此其額外性的相對更受認可。綠證主要是讓企業支付綠色溢價，為什么支付了綠色溢價，但并不會產生額外性呢？

 

一篇文章2從綠證的供給需求曲線解釋了額外性的問題，如下圖。需求曲線好理解，斜向下的需求曲線和經濟學的一般假設相同。但綠證的供給曲線和通常情況的斜向上的曲線不同，是一條先水平后陡峭上升的線。

 

綠證和普通商品不同，無論有沒有企業購買綠證，可再生能源發電廠在實際中都會發電，綠證都是存在一定量的，如圖中的Q1。供給曲線主要反映的是生產的邊際成本。一般商品在生產擴大到一定規模之后，邊際成本會隨產量遞增。綠證本身是存在Q1的可供給量，因此在Q1之前供給量并不會影響邊際成本的變化，只有到Q1之后，隨著額外可再生能源項目的開發，其邊際成本才會上升。

 

圖上畫了三條曲線，D1，D2和D3，D1和D2和供給曲線的交叉點都在水平線上，這意味著綠證的存在并不會使得額外可再生能源電力的生產。需求曲線只有從D1或D2提高到D3才有可能真正達到綠證的額外性。但現實情況下,絕大部分綠證交易量還遠沒有達到Q1的水平，因此其額外性受到較大程度的質疑。

 

因此，從額外性的角度來看，綠電圈中的鄙視鏈也不無道理。一些碳相關的制度并未認可綠電/綠證市場也有相關機構自己的考量。

 

但值得注意的是，綠證和綠電的額外性目前還處于爭議的階段，沒有完全的明朗和清晰，在不同地區之間也存在較大的差異。中國綠電交易市場才剛剛起步，還缺乏充分的經驗數據，希望能在不久的將來能看到一些對于綠電交易額外性扎實的實證研究。

 

1.Bjørn A, Lloyd S M, Brander M, et al. 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s threaten the integrity of corporate science-based targets[J]. Nature Climate Change, 2022: 1-8.

 

2. Brander M, Gillenwater M, Ascui F. Creative accounting: A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market-based method for reporting purchased electricity (scope 2) emissions[J]. Energy Policy, 2018, 112: 2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