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日前簽署“通脹削減法案”，以史無前例的3700億美元投入來扶持國內的綠色產業和能源轉型。值得注意的是，該法案的綱領把上述舉措提到能源國家安全的高度，強調支持能源轉型和清潔生產是為了降低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保證美國的就業和產品都能以綠色和低碳的形式、同中國形成涇渭分明的“凈”“臟”之別。

 

將氣候變化視為國家安全議題的研究在氣候學術界起步較早，但早期的氣候變化安全研究僅僅將氣候變化對國防、工農業生產等領域的影響進行了分析。自拜登政府上臺以來，西方尤其是美國正在逐漸將氣候行動同國家安全進行深度捆綁。這一時期美國學界和政界所表達的氣候安全觀將大國對抗邏輯裹挾到氣候行動目標中，同傳統氣候安全觀把氣候變化視為人類共同威脅的基調迥然不同。筆者認為，有必要對目前西方國家如何使用氣候行動議題維護其國家安全、特別是霸權地位的手法進行剖析，以在維護全球氣候行動大局的情況下精準拆解其針對中國發展可能采取的打壓舉措。

 

在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競相推出美國版碳關稅機制，共同點之一就是將削弱中國制造業、排斥中國高碳排放商品視為維護美國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舉措。民主黨議員懷特豪斯等發起“清潔競爭法案”，要求從2024年起，就美國國內生產和進口的化石燃料、精煉石油產品等14類工業產品，對生產過程中超出其規定碳排放水平的部分征收55美元/噸的碳關稅。美國，尤其是民主黨州在上述產業中具有較低的碳排放密度，因此民主黨議員認為通過施加這類碳關稅將有助于提高美國清潔制造業的競爭力，并打擊共和黨。共和黨傳統上被認為消極對待氣候行動，但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6月宣布了一項“能源、氣候和保護”行動計劃。在該計劃的“美國創新”和“擊敗中俄”兩個門類中，共和黨只針對鋼鐵等國際貿易商品征收碳關稅，其無視WTO規則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更加明顯。

 

在經濟和產業政策之外，以美國為首的部分西方國家還將氣候問題同人權問題進行捆綁。它們試圖通過引入全球氣候安全機制，顛覆既定的氣候責任認定機制，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氣候治理責任。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西方學術界逐漸將“國家主權安全”視為一種過時學說，而把超越國家邊界的“人類安全觀”視為能夠應對非傳統安全議題的新型安全理念。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1994年的《人類發展報告》里歸納了7類威脅人類安全的要素，其中之一就是環境安全威脅。這種歸納方法使得“人類安全觀”的理念可以直接覆蓋氣候變化威脅。但是，人類安全觀的產生和演變具有強烈的西方人權觀色彩，它淡化國家主權的傾向很可能給美西方以人權問題為由干涉他國內政提供所謂理論依據。

 

聯合國安理會去年關于一項決議的爭辯，似乎暗示著這種將人權、安全和氣候變化糅合在一起的西方話語正在對國際治理格局產生影響。安理會去年12月13日以12票支持、2票反對（俄羅斯與印度）和1票棄權（中國）的結果否決了尼日爾和愛爾蘭提出的將氣候變化關聯的安全議題整合進預防沖突工作的機制中。中方在解釋自己立場時強調，各方應該防范氣候議題的泛安全化。在國際氣候行動議程中，中方堅持的是共同但有別的原則，這一原則清晰地界定了發達國家的歷史責任。中國作為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在承擔維和行動等預防沖突工作中具有比較高的責任權重。如果將氣候安全議題整合進預防沖突工作機制，實際上是試圖以安理會成員國責任為基礎去設置各國在氣候行動中的應盡義務。這將在本質上弱化甚至令西方發達國家逃避它們的歷史責任，也很可能推高中國的責任。這對我們是不公平的，也違背了氣候治理中的氣候正義原則。

 

應對氣候變化同發展人權一樣，始終是負責任國家致力于追尋的目標。但過去幾十年西方某些國家對人權議題的政治化操弄，將“發展人權”墮化為謀求霸權的工具。如今，一個不好的跡象是，氣候行動似乎也在沿著類似軌跡發展。對此，我們應該認識到國際氣候行動中的合作面與斗爭面共存的復雜關系，尤其要找尋有力的氣候治理話語體系，瓦解西方在這一議題上的所謂“道德制高點”，并同國內外真正關切氣候變化的人一道抵制西方某些國家對氣候議題的欺騙性政治操弄。（作者是中國海洋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副教授，海洋碳中和創新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