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綠色金融業界都在討論還能干點什么，哪些方面還要繼續完善和改進，我剛剛簡單羅列了一下，的確還有很多很多方面。”當被問及如何評價過去一年的雙碳工作時，在2022年的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的一場群訪環節，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馬駿對經濟觀察網記者表示。

 

首先是金融機構的碳核算。馬駿以銀行作為案例，得要知道資產的碳長度是多少，才有可能最終實現資產碳中和。整個國家碳中和意味著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資產也要實現碳中和，即資金支持的企業和項目必須要達到碳中和。只有知道現在碳排量和碳長度才能規劃今后逐步走向碳中和的路徑和需要采取的措施和手段，目前是要掌握這些情況的階段。

 

理論上，如果每個企業都知道自身碳排，再報給銀行，銀行加總起來，再乘上貸款占全部融資量的比例，就能知道貸款和投資產生的碳排放是多少。馬駿說實際情況是，很少有企業能直接報出碳排放數字，即便是一些大的企業，如進入碳市場交易的企業中的大多數的企業都不知道怎么做碳核算。過程中就必須要有一套辦法估算銀行資產的碳強度，這些估算的辦法被稱為“排放因子法”，這會涉及到大量的數據采集、計算、比較、研究和執行，是現在綠色金融界正在研究的事情。

 

按照慣例，計算排放量僅僅是金融機構進行碳排放的核算與統計的步驟之一，在計算碳排放量之前還需要設定核算邊界、確定排放源，此后還需建立排放清單，以制定下一步的減碳規劃。

 

其次是氣候壓力測試。央行已經在微觀層面針對金融機構進行過氣候壓力測試。據馬駿介紹，約在一年之前，央行曾讓24家銀行去做氣候風險壓力測試，即需要知道高碳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是多少，因為這些高碳資產都會面臨相關的氣候風險，如果不能轉型為低碳和零碳的資產，就可能變成不良資產。“如煤炭、鋼鐵、化工、鋁業等在各種假設下，它的不良率會不會上升？會上升多少？第一輪壓力測試已經做完，24家銀行用了一個比較簡單的假設，就是假設碳價上升多少倍，比如說2倍、5倍、10倍，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不良率會上升多少，這是比較簡單的一個假設。”

 

“以海南省將于2030年起全方位禁售燃油車的監管政策為例，這些未來將要發生的事情都要納入壓力測試中，去檢驗銀行的資產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經受住這種壓力和沖擊。”

 

傳統的綠色金融主要是支持純綠或者是接近純綠的項目。馬駿表示，未來金融轉型的一個很大的挑戰是需要將想要轉型至低碳的高碳項目給予資金的支持。我們需要創建一套新的轉型金融體系，將這些項目納入其中。“如8大高碳行業，只要有明確轉型路徑，在一定時間實現碳達峰，在更長時間實現碳中和，轉型金融就應該提供支持。”

 

馬駿稱這一套體系正在研究和醞釀當中。領先的金融機構也正在著手此類事情，如中國銀行、建設銀行推出的轉型債券的框架，就界定了什么事轉型活動，用轉型債券的金融工具來支持這些活動。這些都是很早期的努力，未來需要監管層面有明晰的框架來引導整個金融界向轉型活動提供更低成本的資金，讓資金的可獲得性進一步的完善。

 

從實際操作情況看，金融機構想要支持轉型金融的掣肘之處在于擔心被指“洗綠”，因而在現有條件下“不敢支持”：很多的銀行不敢參與煤電企業向低碳的轉型，因為一旦參與進去，別人就說是在“洗綠”，因為煤電的企業不在綠色目錄里面。馬駿認為如果將轉型講清楚，說明轉型活動如何披露，就能消除金融機構的擔憂，他們真正支持到轉型企業也不會被認為是威脅。

 

這也是要建立一套有幾大要素的轉型金融的框架的原因。據悉，G20現在正在討論的5大要素包括，對明確轉型活動的界定標準；相應的披露；一系列支持轉型的金融工具；激勵機制以及公正轉型。

 

有關綠色金融的規模，馬駿評價，在過去一年，綠色信貸增長30%左右，綠色債券發行量180%，在全球排名居前。從總量上來說，中國綠色信貸余額現在全球第一、綠色債券余額排名全球第二。從“綠債”來講，跟全部的債券發行量相比約占2%。馬駿認為，雖然“綠債”總量不小但是占比并不高，未來也有巨大的發展空間，預計占比還有10倍的上升空間。

 

其他產品如綠色基金，現在有統計的帶有綠色質量的基金個數700多支，占到全部基金個數的比例尚小（只有百分之一點幾的比例），但足以說明未來各類別的綠色金融產品都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比如說剛剛講的綠色信貸，總量大占比也不小，現在占全部貸款余額的10%左右。預計今后能上升到20%以上。

 

“綠色基金主要是股權投資，我想它的發展空間更大，僅僅靠債權類的投資不能滿足實體經濟對綠色發展的需要，大量帶有綠色科技性質的企業，以及中小微企業要搞綠色轉型，還有負債率比較高的企業進行綠色低碳轉型，都需要更多股權類資金的支持，在各個不同類別都有發展空間，但是股權類成長性更快一些，自然還有更創新的產品，比如說ABS、EPF、保險產品，現在還有跟碳相關的產品等，它們發展前景也都很好。”馬駿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