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于2020年9月令人意外地承諾將于2030年實現碳達峰，承諾當年中國二氧化
碳排放量占GDP的比重，要比2005年下降65%以上，到2060年則實現碳凈零排放，即
碳中和。
這是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和經濟轉型的又一重大動作。
今年3月，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正式被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上升為國家戰略。今年7月，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也正式開市……
這一系列舉措，緊緊地將“氣候”“經濟”和“碳”關聯在了一起。那么，作為經濟發展主體的企業，可以怎樣參與到“雙碳戰略”中來呢？
我們把部分干貨做了整理，讓我們一起走進“碳市”。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兩位教授，一位是保羅·羅默（Paul M. Romer），一位是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他們關注的都是經濟如何增長的課題。與企業家關注企業如何增長不同，這兩位學者關注的是人類作為一種物種，如何讓經濟快速增長。
特別重要的是，除了研究經濟增長，他們還用科學的方式驗證了人類如果想經濟增長的話，不能只看經濟增長，還要看到增長背后的副作用，尤其是氣候變化。
國家建立“碳市”，從某種程度來說，是應對經濟增長副作用的一劑良藥。“碳市”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經濟市場，我用一個比喻簡單解釋下它是如何運作的：
假設這是一個市場，國家把它用刀切成了兩部分，從資本量上一個占95%，一個占5%。
我們把占95%的理解為氣候上的“壞蛋”，包括電力、鋼鐵、水泥、造紙、化工、航天等行業，它們就是在不停地排放二氧化碳。
而占5%的理解為“好人”，包括可再生能源，風電、光伏、生物質發電，還包括森林等等。
“好人”和“壞人”就構成了新聞聯播里常說的“碳市”的交易主體。我們想要搞清楚“雙碳”戰略中有哪些機會，首先要明白國家希望通過“碳市”達到什么目的。
在“壞蛋”的層面，國家希望通過“碳市”倒逼他們做技術改造，去買新的設備，去引進新的技術，從而達到
節能減排的目的。
比如你作為一個電廠，國家給你一定的“
碳指標”，如果你還是原來的老舊產能、老舊設備，你生產同樣的電，排放的二氧化碳非常多，超過了指標，你只能去“碳市”上把它買回來。如果你的技術改革做得好，你手里就會剩下多余的指標，就可以賣出去盈利。
在“好人”層面，國家要干什么呢？
好人層面就是變相給予貼補，以完成能源結構轉移和升級。比方說一家生物發電廠，生產同樣的電能，一年少排了5萬噸二氧化碳，這5萬噸在被國家通過科學計算后，放到你的碳賬戶上，你可以拿到碳市去賣，叫做“碳資產”。
可能有人想問，我所在的行業和“碳”相不相關呢？
我可以認真地跟大家說，“碳中和+碳達峰”將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系統性變革，它影響所有行業所有人。
我們的衣食住行，甚至任何人類的行為都可以用“碳”作為統一度量衡。換句話說，就是國家目前嘗試在用碳作為統一度量衡，去衡量所有我們這個國家的行為和行業，然后來去重新規范、改寫每一個行業。
既然如此重要，企業家應該如何參與進來呢？我總結有四種方法。
1.通過二級市場投資
2.企業拓展自身核心業務+碳中和
4.參與早期碳資產交易
我解釋下“自身核心業務+碳中和”應該如何理解。
我認為任何上市公司嘗試單純成立子公司去做“碳中和”的業務都是沒有前途的，任何基于企業核心業務加上碳中和才能夠走得長遠。
以新希望集團為例，新希望是我們為他做的長遠規劃。大家都知道新希望集團是農牧行業的龍頭企業，而農業溫室氣體排放量占全球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的19%（數據來自比爾蓋茨的《氣候經濟與人類未來》）。新希望集團想做的是成為全球農業碳中和的領軍企業。
由于農業領域中肥料的碳排放量非常大，所以它的戰略是基于肥料業務，嘗試做
碳資產開發，以及圍繞集團產業鏈建聚焦農業農村
碳減排需求的服務體系。我認為這個思路是對的，圍繞著它的核心業務加碳中和，這樣企業才更能長遠發展。
除了新希望集團，國內已經有很多企業開始了行動，比如蔚來汽車的藍點計劃。藍點計劃是對它賣出的
新能源汽車產生的減排量去進行認證和交易，所得收入以發放積分的方式回饋用戶，鼓勵大家踐行
低碳環保。
蔚來創始人李斌今年1月的發言透露，蔚來成為了全球第一家幫助用戶完成碳減排認證交易的汽車企業。像藍點計劃這樣的操作，還增強了用戶粘性。
總結一下，如果一家企業宣稱要做一個
碳資產管理公司，我認為這只是一個講故事的行為，只有是跟它核心業務相關的，才值得去認真去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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