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日益嚴峻的環境氣候問題，人們逐步意識到人人類活動對于氣候變化的重大影響。基于此，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談判孕育而生，考慮到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發展階段及人均碳排放等的差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制定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在該原則下，1997年12月11日，在日本京都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正式通過《京都議定書》，將參與國分為附件一所列締約方國家和非附件一締約方國家，附件一所列締約方國家主要以發達國家為主，該國家應保證其人為二氧化碳當量排放總量不超過議定書所列的量化的限制。而對于非附件一締約方國家而言，則無強制性減排目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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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同時，《京都議定書》提出三種靈活的碳抵消機制，推動附件一及非附件一國家共同參與碳減排活動來應對環境變化。國際性碳抵消機制主要是由國際氣候條約制約的機制，通常由國際機構管理，主要包括國際排放貿易機制（IET）、聯合履約機制（JI）和清潔發展機制（CDM）。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網-tan pai fang . com

? 國際排放貿易機制（IET）：該機制主要存在于發達國家之間，節余排放的發達國家將其超額完成減排義務的指標以貿易的方式轉讓給未能完成減排義務的發達國家，并同時從轉讓方的允許排放限額上扣減相應的轉讓額度。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 t a np ai fan g.com

? 聯合履行機制（JI）：發達國家之間通過項目級的合作，其所實現的減排單位（簡稱“ERU”），可以轉讓給另一發達國家締約方，但是同時必須在轉讓方的分配額上扣減相應的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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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潔發展機制（CDM）：發達國家通過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等方式，與發展中國家開展項目級的合作，發展中國家通過實施減排項目所實現的“經核證的減排量”（簡稱“CER”），用于發達國家締約方抵消等量的碳排放量，從而完成在議定書第三條下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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