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跨區“大飛線”利用率不應該成為“十四五”期間的政策目標。相反，需要盡快從動機、手段、時機等各個方面消除將這一目標列入“十四五”規劃的可能性與激勵。

 

新發地發生的新冠疫情使得人們對于北京市的“菜市場”地理格局有了更深的理解，也了解到了事實上，有相當多的個人是到批發市場買菜的，包括很多實際上住得很遠的人。理論上，只要蔬菜價格的差價覆蓋了交通出行成本（包括時間花費代表的機會成本），那么人們就會這么做。這種“跨區購買”行為在邊際上會抬升新發地的菜價，而打擊本地菜價。如果市場足夠流動并且給予足夠長的時間，那么會直到新發地的菜價跟本地菜價（經過交通成本調整）相同為止。

 

 

這就是統一市場的均衡。本地與遠處市場統一了，兩地的價格對生產者與消費者都沒有差別。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證明：生產者與消費者總體受益了，剩余實現最大化（“蛋糕”最大）。這代表了統一市場的價值與魔力。

 

然而，在我國，“統一市場”的理念還遠遠不是一個現實，尤其是在計劃經濟色彩嚴重的能源行業。在過去的若干年，電力行業建成了諸多完全不考慮本地需求與市場的“外送電源”、“配套電源”，通過“大飛線”式的輸電線路，跨越多個省區以不頻繁的出力變化來僵直送電。由于操作環節的時序性問題（所謂的協調問題）、或者送電/受電意愿不強、技術原因等諸多復雜的因素，這些線路的利用率普遍不高。

 

2014年以來，國家能源局對電網工程監察情況表明：部分項目經濟性達不到預期，電源與輸電工程時序不匹配。比如，2019年的匯總顯示：“三北地區跨區外送線路利用率低，10條外送通道規劃年輸送電量5200億千瓦時，實際輸送電量2079億千瓦時，實際新能源輸送量為設計輸送量的40%。其中七條線路低于50%，三條低于20%”。

 

這種情況下，一個樸素的直覺反應，就是如何提高這些線路的利用率，以回收投資成本，進一步顯示或者證明之前的投資理性，而不是浪費。股票券商群體也已經形成了這方面的預期，比如東興證券提及，能源管理部門對這些超級工程的考核常態化，且考核中明確要求“大飛線”利用小時數偏低的工程應提高利用率。

 

但是，我們知道，經濟學一個基本的常識就是“不要為打翻的牛奶哭泣”。決定目前決策方向的，應該是面向未來的成本與收益，而不是那些已經無法改變的過去投資，也就是“沉沒成本”。顧名思義，過去形成的投資，不應該成為未來決策的考慮因素與負擔。這是經濟上的理性。

 

當然話說回來，行為與認知科學也一再表明：人并不是理性的動物，存在著計算錯誤或者故意的非理性,往往基于“粗糙但是穩健的規則行事”，依靠直覺，而不是嚴密的邏輯形成認識與行動方案。典型的，股市的虧損是“沉沒成本”。但是現實中仍舊有相當多的人的操作行為是“越虧越捂，越虧越補”。在一個股票上虧損的，甚至一定要在同一個股票上找回來，即使這事后證明完全是一個沒有任何投資價值的垃圾股。這一沉沒成本效應在心理與行為科學上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證實。

 

本期專欄中，我們討論為何這種擴大利用率的目標是非理性的，并且從個體與組織行為角度分析為何會有這種動議，進而導出“十四五”期間促進集體更理性決策的關鍵因素。

 

 

 

擴大已建成線路的利用率是新增成本大于額外收益的

 

從目前的現實來看，擴大已建成線路的利用率的方式，主要有這么幾種。

 

1. 增加配套電源。這方面，“能源基地”這種殖民地色彩濃厚的詞匯仍舊沒有過時。一個500萬千瓦的風電廠，往往要配套一個600萬千瓦，甚至更多的煤電去聯合“打捆”輸送，產生超過750萬功率外送功率，甚至更大。

 

2. 通過無功資源設備，改善電壓控制來增加可傳輸的功率。比如調相機、靜態VAR補償器、分接頭切換變壓器的添加，使得傳輸功率更大而保持系統的穩定與電能質量。

 

3. 受電端進一步壓縮市場份額，通過深度調峰、壓出力實現接納更多外來電。盡管，這種變化的價值觀往往是不足夠清晰的，也無法證明其經濟理性。“大范圍意味著優化配置”的曖昧說法仍然泛濫性地存在。必須明確的是：穩定輸出的電力從來不應該是電力系統追求的目標，因為需求是在隨時變動的。電力的價值應該是在需求高的時候高，需求低的時候低，甚至是負的，而不是穩定的供應價值更高。受電省份接受的僵直外來電，相當部分其經濟價值是非常低的，甚至是負的。

 

所有的這些措施，都進一步加劇了業已存在的電力產能過剩。通過割裂市場方式獲得特權市場份額，并且固化系統僵直運行的方式，其收益將是極其有限的——解決既有線路閑置問題，但是其成本卻是系統性的、更大的，甚至遠期不可衡量的。

 

這些潛在的成本起碼包括以下三類：

 

1. 西部市場割裂帶來的電力“賤賣”問題。

 

由于這些線路具有事先確定的輸電費，根據落地點倒推的“上網電價”甚至低于本地上網電價。新疆、甘肅是典型的例子。賣給本地還可以是0.25元/度電；賣給外地卻只有0.2元/度。這是社會整體的經濟損失，并且不對稱地被西部地區承擔了。

 

2. 東部電力運行進一步僵化的“隱形”損失。

 

這尤其體現在長期。由于這些外來電除了地理位置不在本地，其他安排現狀跟本地的“基荷電源”沒有任何區別。這加劇了本來已經過剩的本地電源情況，使得系統運行進一步僵直，造成低谷下調困難等整體問題，以及本地低成本與零成本電源“深度調峰”的經濟損失。

 

3. 系統穩定與安全保障上的巨大支出。

 

電力系統的頻率穩定、電壓穩定、功角穩定是保障供給可靠性與電能質量的三大必要條件，而“又大又粗”的系統設備無疑都會不成比例的給這三者造成壓力。一條800萬千瓦的送電線路，可能要占到落點電網總容量的10%甚至更多,N-1原則要求的確定性備用將非常可觀。這往往意味著巨大的系統額外負擔。而這部分備用的買單者往往是送受兩端的其他電力企業或者用戶。

 

這些特權“大飛線”長距離外送電，在實際中執行特定的政府審批的輸電電價，比如哈密——鄭州線路每度電9分錢。這是建立在利用小時數5500小時基礎上的。一個真問題是：給定鄭州只需要高峰電力來滿足自身的高峰負荷（比如夏季空調傍晚高峰），那么這些線路的利用率何種水平？基于送受兩端的凈負荷（總需求——本地低成本供給）的模擬將是有意義的。但是，就筆者的認知范圍，這方面的研究還非常鮮見，而大量基于“基荷送電”評估所謂外來電競爭力的測算是毫無意義與不可比較的。

 

當然，作為已建成線路，其高峰送電完全可以以熱容量為限制，短期超容，以更好地體現不同地區的電力價值差異。這是跟送電曲線需要貼近受電地區需求變動情況并行不悖的。

 

個體決策存在著廣泛的“沉沒成本”效應

 

賭場往往存在兩種人：一種人是一直輸，直到欠債到生活不能自理；一種是有贏有輸，最后欠債到生活不能自理。殊途同歸，而且往往是虧得越多的，其風險偏好更高，賭得更大。很少有人見好止盈或者見壞就收手止損的，說把過去的收益/損失封存，徹底忘掉，然后往前看的。

 

這無疑是一種“沉沒成本”效應，廣泛地存在在人類行為中。它的心理學依據在于：投資發生之后，人們有一種不能讓它顯得“浪費”的愿望趨向，這種感覺是一種希望規避的“痛苦”，讓人們顯得他們的自洽性。

 

典型的，同樣一個人對一個項目成功概率的估計，在投資發生之前與之后，會存在很大的不同，從而不斷擴大損失；同樣的博物館年票，如果一個人比另外一個購買時的價格要貴，那么統計顯示他去參觀的次數也會更多一些。

 

更進一步的心理與社會學的實驗表明：要克服這種心理效應，專門的訓練往往是必要的，而且是有效的。比如工商管理碩士（MBA）的課程顯示：負責任的決策要改進質量，學員必須清晰地明確損益規則，之后大部分人都會將“沉沒成本”減計，而不在未來的決策框架中考慮。

 

 

 

集體的理性有可能大大加強——需要前提條件

 

作為能源主管部門，面對這樣一個明顯存在的問題，似乎也有有形或者無形的壓力，去主動做“一些事情”，緩解這個問題，類似行為科學上揭示的：守門員撲點球，總是習慣性的往左或者往右，而不是待在中間原地不動。這樣，至少顯示了他們做了努力。這無疑是個現狀，也就是這一能源政策的集體思考，仍舊呈現“擬人化”的特征。

 

必須指出的是：行業集體性的政策與決策，不同于感性的個人決策。作為一個組織化體系的決策，行為科學往往也表明會充滿更大程度的理性計算與可論證性。那么，如果提高利用率并不是個未來的理性選擇（收益大于成本），我們就不能讓它成為新的“十四五”規劃的集體政策選擇。

 

社會實驗案例揭示：如果這個集體的決策需要向其他人負責（accountability）或者充分解釋，那么這種“沉沒成本”效應的表現往往就會大大減少。與此同時，這一可追責要求的時間點很重要。如果在決定前就知曉必須負責與可解釋，那么這一約束可以促進決策的專注與努力程度。但是如果是事后才知道要負責，那么它有可能讓當事者更加的去保衛之前的決定或者選擇，也就是所謂的“辯解”。

 

當然，決策更加努力，并不必然意味著決策必然是更好的（thinking harder is not thinking better）。決策依據信息的準確程度、決策者對準確性的偏好、獲得準確信息需要的能力與基礎設施、問責的性質都是相關的因素。

 

這方面涉及到專業性的電網與電源的結構性討論，我們已經并將繼續在其他機會參與整個社會的密集討論與思辨，特別是涉及“什么是好的”的基本價值觀問題，為什么電源要首先并入本地電網再外送才是最優的，等等。整個系統的系統成本最小，也就是經濟效率，應該是唯一追求的目標，而不是一些局部的問題的緩解或者解決，或者一些非經濟表現——比如節能、清潔以及安全。這些都是有限的約束條件而已。

 

“十四五”期間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

 

要避免這種政策目標成為現實，規劃編制者向社會公眾，特別是利益相關者解釋他們的這種選擇是極其關鍵的。這是他們可以負責，可以被問責的基礎性條件。

 

這些利益相關者，特別得包括從這項安排中的受損者。

 

短期內，直接的受損者，是東部地區的已建成機組。比如上海外三電廠總經理表示：“大規模輸入的西部電力，已成了上海電網的不堪承受之重，以環保為名，存在著諸多經濟、軍事與自然災害防御方面的問題。”

 

長期的受損者，特別包括電力消費者，以及可再生能源發電商，乃至上游的設備制造商。筆者在此前的文章中多次提到，通過“大飛線”式的外送將各種電源打捆，僵直地送到中東部地區充當基荷，完全是一種得不償失、破壞統一市場與系統靈活性的做法。西部地區每新增1MW的風電/光伏裝機，需要配套0.5~1MW的火電裝機，產出大部分時間1.5MW甚至更高的外送。以目前框定“系統消納能力”的方法論計算，直接降低東部地區新增1.5MW，乃至2MW可再生能源裝機的潛力。這是設備廠商市場份額蛋糕的長期性萎縮。

 

只不過，這方面的“計算”顯得過于復雜，很多的受損者還意識不到。消費者更加關注報紙大標題，可能更加在意-40美元的油價出現了一次，而不關心每天多支出1毛錢的長期代價。其實，后者的程度與影響比前者大多了。比如，某知名風電廠商，召開“競價與大基地建設研討會”，發布相關報告。這一立場，直接消減是自身長期可持續的市場份額。這已經屬于認知問題了。

 

當然，我們也看到了一些非常積極的“正確改變的信號”。國家發展改革委與國家能源局聯合發布的《關于做好2020年能源安全保障工作的指導意見》指出，“進一步優化西電東送通道對資源配置的能力，協調均衡發展區域內各級電網……打牢電力系統和電力網絡安全的基礎”。所謂“大范圍資源優化配置”的自我矛盾的說法已經消失。

 

國網能源院旗艦型報告——《2020中國電力供需分析報告》特別建議，在“十四五”期間，要“以就地、就近利用為重點，優先在用電負荷附近開發新能源；深入挖掘靈活調節資源潛力；提高跨區輸電通道運行方式靈活性”。

 

電力規劃總院在7月份最新表示，“三北”地區新能源集中式開發宜轉為就地消納為主，適當兼顧外送。

 

總結

 

總之，提高跨區“大飛線”利用率不應該成為“十四五”期間的政策目標。相反，需要盡快從動機、手段、時機等各個方面消除將這一目標列入“十四五”規劃的可能性與激勵。

 

一個好的想法并不能確保最終成功，需要好的集體公共工具去實現。這也是好的想法有意義，而不是“模糊理念”空談的必要組成部分。要實現以上的預期，“開門”做規劃，特別是征求東部電廠、消費者的意見以及可再生能源行業利益相關者的意見是不可或缺的。這是對規劃編制者“合法性”與規劃質量保證的基本要求。這一環節目前亟需跟上。

 

這一基本要求，需要從現在——規劃文本還未成定稿成形的時候就成為各方的共同“社會水位”認識。否則，事后的可追責可解釋可要錢，反而可能造成適得其反的結果。

 

（本文的第二作者為劉嘉，供職于人木咨詢（北京）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