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危機不僅揭示了應對氣候變化的難度，也創造了獨一無二的機遇。

 

持續關注大流行就好比觀察按下了快進鍵的氣候危機。病毒和溫室氣體都不分國界，因此兩種禍患都已蔓延全球。它們使得窮人和弱勢群體處于比富有精英階級人群更大的風險中，同時要求政府采取和平時期幾乎從未見過的大規模行動。此外由于zg的問題，以及美國對世衛組織和對巴黎氣候協定一樣不屑，無論是大流行還是氣候危機，都沒有得到應有的國際協調。

 

兩種危機不僅彼此相像，還會互相影響。大面積的停工大大減少了溫室氣體的排放。四月的第一周里，全球日均排放量較去年同比下降了17%。國際能源署預計2020年全球工業溫室氣體排放量會比2019年低約8%，這將是二戰之后最大的年度跌幅。

 

這次跌幅揭露了氣候危機背后的一個重要真相——氣候變化問題很嚴重，即使放棄飛機、火車和汽車也無法解決。這次令人悲傷的“試驗”表明，即便人們已經在生活方式上歷經巨變，要想達到巴黎氣候協定最宏偉的目標——氣溫較工業革命前只提高1.5攝氏度——整個世界還有90%的碳排放任務未完成。

 

但正如我們本周所闡述的那樣，新冠肺炎的大流行既揭示了未來挑戰的規模，又為制定政府政策創造了一個獨特的機會，這些政策將使經濟體能夠以更低的財政、社會和政治成本擺脫碳排放。觸底的能源價格讓削減化石燃料補貼和征收碳排放稅變得更加容易，由此而來的稅收收入在未來十年可以幫助政府填補財政缺口。處于化石燃料經濟核心地位的企業，如石油和天然氣公司、鋼鐵生產商、汽車制造商——已經在經歷長期產能與就業萎縮的痛苦。而經濟從疫情停滯中恢復過來，為投資能夠促進增長、創造新就業機會的氣候友好型基礎設施提供了大好機會。低利率使得投資所需的花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少。

 

首先來看碳定價。長期以來被經濟學家（以及本報）所推崇的方案是利用市場的力量來激勵消費者和企業減少碳排放，從而確保能以最有效的方式減少碳排放。眼下時機尤其有利，因為當價格在兩種現有技術之間達到平衡時，會產生最直接的影響。在過去，人們也許會說，盡管天然氣的價格可能會鞏固清潔能源相對于煤炭的優勢，但可再生能源技術不夠成熟，無法從中獲益。然而，在過去的十年中，風能和太陽能的成本大幅下降。碳定價的小小推動之下可能會給可再生能源帶來決定性的優勢——隨著更廣泛的應用，可再生能源成本更低，這種優勢將是永久性的。也許從來沒有一個時期，碳定價能夠如此迅速地取得如此多的成效。

 

碳定價在政客眼中不像在經濟學家眼中那么受歡迎，所以沒有幾個國家真正實施碳定價。但即使是在新冠肺炎出現之前，就有跡象表明碳定價的時代即將到來。歐洲正籌劃擴大其碳定價方案，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碳定價方案;中國正在建立一個全新的碳定價體系。喬拜登在擔任副總統時曾支持碳定價，在即將到來的競選活動中他會再次支持這一做法——至少一部分右翼人士會同意這一點。碳排放稅帶來的收益可能會在早期達到GDP的1%以上，然后在幾十年內逐漸減少。這些錢既可以作為紅利支付給公眾，如今更可能幫助降低政府債務，而今年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務預計將達到GDP的122%，如果綠色投資是通過債務融資的話，政府債務還會進一步增長。

 

碳定價只是目前可行的大規模應對措施中的一部分。碳定價本身不可能構建電動汽車充電樁網絡、建造更多核電站來支持便宜但間斷的可再生能源電力供應、設立項目來改造低效建筑、開發技術以減少那些無法通過電氣化來消弭的碳排放，比如大型飛機和一些農場中產生的碳排放。這些領域需要補貼和政府直接投資，以確保未來消費者和企業都擁有碳定價鼓勵發展的技術。

 

一些政府盡力讓疫情紓困方案綠色發展。法航已被告知，要么取消與核電驅動高鐵競爭的國內航線，要么會失去納稅人的援助。但是，以援助為幌子的政府干預可能會產生危險的后果:最好還是堅持要求各國政府不要把緊急援助資金用于化石燃料。在其他國家，風險在于破壞氣候的政策。全球性疫情期間，美國進一步放寬其環境法規。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對重工業的刺激使得全球排放量飆升，但中國仍在繼續建設新的燃煤電廠。

 

新冠肺炎造成的停滯并非天生就對氣候有利。然而，各國必須使它變得有利。各國的目標應是到2021年，各國共同評估《巴黎協定》簽署以來取得的進展并致力于提高自己的應對水平時，向人們表明這場疫情是環境問題上取得突破的催化劑。

 

新冠肺炎已經表明，繁榮的基礎并不穩定。人們長久以來談論和忽視的災難，會毫無征兆地降臨到你身上，徹底顛覆你的生活，動搖看似穩定的一切。氣候變化造成的危害將比全球性疫情速度更慢，但規模更大、持續更長。如果有一個時刻可以讓領導人表現出阻止災難的勇氣，那就是現在。他們再也不會擁有更加專注的聽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