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知名的顧問公司麥肯錫(McKinsey)于2020年4月發布的Quarterly Addressing(季度發布)。提出如何借由這波肺炎疫情的經驗與教訓,作為未來面對氣候危機的規劃。作為全球大企業的麥肯錫(McKinsey)從這次的疫情中提出三個核心問題,討論疫情與氣候變化關系,強調氣候行動的作為,仍是未來10年的關鍵,并建議應該如合思考這次的危機與后續的規劃。
麥肯錫從這次的疫情中提出三個核心問題,討論疫情與氣候變化關系。
肺炎疫情于全球肆虐下,深刻打破人們各方面原有的想象與規劃,百廢待舉之際,所有的焦點都集中于如何重振旗鼓,此刻我們卻容易忽略了數月前,全球共同氣候行動所取得的先機與動能,以及“可持續性”的議題廣泛浮現在各大公、私部門的議程上。
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沖擊,我們是否有能力讓氣候行動再次回歸正軌?麥肯錫(McKinsey)表示我們沒有本錢不這么做,不僅因為氣候行動仍是未來十年的關鍵,更在于強化氣候韌性基礎建設的投資與低碳轉型,可同時創造就業并強化經濟與環境的韌性,此外,“零利率”的時代下是低碳投資進場的絕佳時機。
麥肯錫呼吁全球各界領導人思考以下三個核心問題: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教訓中,對氣候行動有何可學習之處?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啟示中,對氣候行動的洞見是?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因應策略上,各利害關系人如何采取立即行動以回應迫切的可持續性要求?McKinsey首先分析肺炎疫情與氣候危機的相似、相異,以及相關聯之處。
兩者相似處
(1)同為社會、經濟實體面的沖擊(physical shocks),僅得試圖理解并回應肇因,始能解決應對此沖擊。然而,近代人類歷史未曾歷經類此沖擊,故或許從此次疫情所造成的社經沖擊、供應需求震蕩等中,對于氣候危機的沖擊能有一些即視感。
(2)皆屬系統風險(systemic risk),如疫情加劇石油需求減少,進而引爆
價格戰,并連帶造成全球股災。此外兩者的發生機率不固定、沖擊影響非線性、具有加乘效果,對于最脆弱群體具有累退性影響(regressive),亦即越脆弱群體反而受到的沖擊卻越大,承受能力與所受沖擊不成正比。最后,皆不應再被視為黑天鵝,因為實際發生危害已不再感到意外。
(3)兩者都需要徹底的轉型,一改過去重視短期績效利益,轉移目光至確保長期韌性的保證。從目前疫情復蘇振興方案中可以證明,若維持過去思維,將付出極大的代價。
(4)在全球化下疆界越漸模糊,以全球治理的思維共創推力與行動策略顯得越來越重要。兩者皆有待一致、真切的全球共同合作與行動,處理此公共財的悲劇。
從目前疫情復蘇振興方案中可以證明,若維持過去思維,將付出極大的代價。
兩者相異處
(1)全球公衛危機較具立即、直接可辨認的危害;相反的,氣候風險則較為累積性、分散性。過去,處理氣候危機時,也存在如前英格蘭銀行(BoE)總裁Mark Carney所稱的“期程的悲劇”(tragedy of the horizon),讓人們不愿采取立即行動換取看不見、摸不著的未來利益。
(2)發生肇因與應對措施面向上,二者所處理的時間尺度上也有所不同,公衛危機相對氣候危機而言時間因素來得短許多,因此,相對的,氣候危機的破壞性將更深刻。
(3)公衛危機屬于傳染風險(contagion risk),即只要知道因果關系即得立即有效的防堵與管制;相反的,氣候風險則為累積性風險(accumulation risk),氣候行動與管制上仍須突破正當性的考驗。
兩者關連性
(1)主流的研究共識指出氣候危機將加乘公衛威脅,例如高溫增加的病蟲媒傳染病、棲息地破壞增加物種間傳染病交叉感染;相對的,透過理性消費、縮短并在地化供應鏈、素食生活等對于二者風險的減緩皆有助益。
(2)借著圍堵疫情的極端行動(如封城、禁足令),雖使環境于短期間得以回復,如:中國空污的驟降。然而,我們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因此,關鍵在于如何發展同時維護經濟、環境的“可持續性”典范。
COVID-19疫情與氣候變化相似、相異與相關聯比較表。臺大風險中心制作
可能發生什么事情呢?
盡管仍于疫情沖擊初期,但對于氣候行動的影響,氣候行動有助于振興復蘇等面向已逐漸明朗。
有助于支持、推進氣候行動的因素,如因居家、視訊數位技術,減少的運輸通勤需求與排放量。再者,也減少產業外包而導致的范疇三排放,甚至也讓氣候風險的經濟成本越明顯并可觀,促使私部門轉型的誘因、增加公眾對于氣候變化科學的重視,以及提升政府采取預防、國際合作的行動意愿。
反觀,低能源價格恐導致高碳排產業的遲滯、經濟衰退壓力恐讓政府與人民忽略氣候行動的優先順位、投資者也恐延緩其低碳的投資決定、國際間的零和博弈等都是阻擾氣候行動可能的因素。
下一步?
每個人都至關重要,百廢待舉之際,皆應著手開始整合思考、規劃低碳轉型所需的
綠色振興策略,強化所需的環境、經濟韌性,依此:
首先,就政府而言,應采取以下四大行動:(1)培養氣候風險模擬與評估經濟沖擊的能力、(2)支應立即的低碳轉型投資、(3)重新思考加速氣候變化危害的補貼體制、(4)厚實邁向可持續所需的國際合作。
其次,企業則有兩項優先行動,(1)對自身高碳經濟活動進行體檢,具體落實汰除高碳資產的時程;(2)借由系統性、跨循環的視角審視如何強化產業韌性,包含在地化生產、數字化革新等。
最后,我們每個人都應先提高氣候危機的意識,以深化氣候行動所需的深度與長度,再進一步改變心態并調整行動步伐,減少對于自然資源的耗用,邁向可持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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