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開演講中，馬蔚華經常會提及商業向善、金融向善、資本向善。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判斷？

 

他在訪談中向記者介紹道，“社投盟以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價值評估模型為工具，以滬深300成分股為對象，選出了可持續發展價值量化得分居前99的上市公司，即‘義利99’，評估標準是既有經濟效益也有社會和環境價值。

 

在過去五年，這99只股票的累計收益率幾乎跑贏了深滬300、上證50、上證綜指等中國主流指數。這有力證明了中國資本市場是向善的，具有可持續發展價值的股票是被資本市場所重視的。”

 

馬蔚華說，美國也有一個明晟KLD-400指數——從標普500里選出400只既有經濟效益也有社會效益的股票，這400只股票連續20年跑贏標普500，同樣能說明資本向善、金融向善。

 

2010年，摩根大通和洛克菲勒共同發布報告，最早把影響力投資和貸款、股票、金融市場并列，界定為資產類別的一種；金融危機后，高盛花100億美元收購一家影響力投資機構，以擴充相關人才和項目……

 

馬蔚華說，華爾街對影響力投資的最先接受，也從某種程度上印證了金融向善的潮流。他說，現在很多影響力投資機構的負責人都是從華爾街出來的。雖然他們的薪酬遠不及華爾街，但他們愿意做，愿意承擔更多社會責任。馬蔚華認為這背后其實是價值觀在發生變化。

 

近三四十年來，商業已經漸漸從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轉向追求社會價值最大化。馬蔚華介紹說，上世紀60年代，諾貝爾獎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發表觀點認為，企業的目的就是掙錢，別的不用管。這是美國當時的主流價值觀。

 

不過，過了十年又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肯尼斯·阿羅就否定了他的觀點，并提出，任何企業在生產產品或提供服務時，都會產生負面溢出效應，為此企業要有企業社會責任。

 

“當時還出現了道德投資，凡是做軍火、毒品的不投。后來出現了不僅堅守底線不投，還要在主動投資時關注社會、環境和公司治理（ESG），也就是發展到了社會責任投資。”馬蔚華認為2015年聯合國通過的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是比ESG和企業社會責任高一級的發展理念，它要求在經濟活動一開始就追求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一致性。

 

在中國，馬蔚華也看到了商業價值觀的轉變。他說，本世紀初的時候，社會責任是個非常陌生的概念。

 

將近二十年過去了，現在社會責任已經被絕大多數企業所認可，在A股市場，2007年僅26家上市公司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但到了2019年，這個數量增加到930家。馬蔚華相信，影響力投資也會像企業社會責任一樣，經歷一個發展過程，然后迎來自己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