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末,時年16歲的格蕾塔·通貝里(Greta Thunberg)被《時代》雜志評為年度人物,成為了該雜志史上最年輕的公眾人物。
作為一名氣候活動人士,通貝里一般被人稱為瑞典“環保少女”。在2019年9月的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期間,她向世界各國領導人強調為何必須把制止氣候變化作為一項優先任務。她還曾對一些她認為做得不夠多的企業進行了強烈的抨擊。
不過,世界主要銀行及其他金融企業的高管可并不認同她的觀點。與此同時,他們抵制了金融企業應拒絕與主要污染企業有業務往來的呼聲。
在達沃斯世界經濟
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上,花旗銀行(Citibank)首席執行官邁克·科爾巴(Mike Corbat)表示,銀行沒有義務通過單方面切斷對污染企業的融資來確保企業采取環保的商業模式。
他表示“我并不想當一支長矛的尖端,也就是說,我并不想無奈地成為行業中強制執行標準的人……我們不想讓自己成為決定誰是贏家、誰是輸家的人。銀行的職責是支持其所在的社區,而不是決定結果。”
高盛(Goldman Sachs)首席執行官蘇德巍(David Solomon)也持類似態度。他表示,高盛不會“劃一條界線”,拒絕為客戶中的主要污染企業提供咨詢服務。他認為,如果你在尋找一條界線,你會發現并沒有這樣的界線。目前正在發生一個轉變將持續數十年,未來人們配置資本的方式將發生變化。
蘇德巍表示,我們不會停止為碳企業或化石燃料企業籌集資金。美國國際集團(AIG)首席執行官布賴恩·迪佩羅(Brian Duperreault)也一樣。他表示還不準備全面禁止向煤炭企業提供保險,相反,對那些正積極嘗試向損害較小的業務轉型的企業,他愿意提供幫助。
與此同時,達沃斯論壇上也出現了一些不同的聲音。不過,金融企業目前正面臨壓力,需要向外界證明自己正為應對氣候變化作出行動。
日本政府養老投資基金(GPIF)首席投資官水野弘道(Hiromichi Mizuno)認為,資產管理機構現在有必要支持
綠色金融,但這與消費者施加的壓力和政府的規定幾乎沒有關系。
瑞銀(UBS)董事長??巳麪?middot;韋伯(Axel Weber)認為,氣候問題已是根深蒂固,因此他預計未來幾年,
碳價將與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Libor)一樣,成為影響市場產品和定價的基礎因素。
另外,貝萊德(BlackRock)的拉里·芬克(Larry Fink)表示,在貝萊德上周公布計劃首次將氣候風險分析納入投資組合管理后,他已和多位政府官員及主管金融的官員會面,向他們解釋了這一計劃。對此,一位美國資深金融家表示,許多金融公司正在琢磨該如何做出回應。
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首席執行官布賴恩·莫伊尼漢(Brian Moynihan)正在牽頭,與主要
會計師事務所共同發起一項“泛行業”倡議,希望打造一套統一的
會計標準,使企業能夠展示它們是如何配合聯合國(UN)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其中包含了環境方面的目標。
回到國內,目前ESG管理已經成為綠色金融推動銀行業高質量發展的普適性原則。2020年1月初,銀保監會發布《關于推動銀行業和保險業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銀保監發〔2019〕52號)。該意見在完善服務實體經濟和人民群眾生活需要的金融產品體系中明確提出要大力發展綠色金融。
其中,關于銀行保險業綠色金融發展的具體指導意見主要涉及銀行業金融機構的ESG(環境、社會與治理)管理、設立綠色金融專營機構、綠色金融產品發展與創新三個方面,其一大亮點是將銀行業金融機構ESG風險管理的重要性提升至新高度,不再僅僅關注銀行綠色金融業務發展,而是將ESG管理作為銀行業高質量發展的普適性原則。(傳送門:什么是ESG?)
在探索綠色金融產品創新方面,《指導意見》中提到的
碳金融、
氣候債券、環境污染責任險、氣候保險等產品在我國均有實踐,而藍色債券則是首次提出,在我國仍未出現具體的實踐
案例。
藍色債券是一種創新的海洋保護融資工具,募集資金專用于海洋友好項目,包括一切關于恢復、保護或者維持海洋生態系統的多樣性、核心功能和整體健康的項目,以及增強沿海地區適應能力的項目。
目前全球范圍內發行的藍色債券不超過5支,且均有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和海洋保護相關NGO組織的參與,因此藍色債券在國際上也仍處于起步階段,尚未形成專門針對藍色債券的發行標準,但是藍色經濟、藍色債券等海洋保護相關問題已經越來越受到重視,已有部分金融機構積極參與,如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正在與多方合作制定《藍色債券原則》;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于2019年4月宣布啟動塑料廢物解決方案計劃,目標到2030年,通過資本市場以及與客戶和員工合作,防止、減少和清除5000萬噸的塑料廢物進入河流、海洋、陸地和垃圾填埋場。
不過在達沃斯論壇上,一些企業領導者擔心,政府目前在政策方面做出的改革達不到所需要的力度。
還有一種特別的擔憂是,近年的民粹主義浪潮將削弱民主政府出臺應對氣候變化的有效措施的能力——這將給私營部門帶來進一步的負擔,讓它們代替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發揮領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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