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德里召開第25屆氣候變化大會之際，重新翻閱了21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耶魯大學教授諾德豪斯的《氣候賭場》一書（中文版，東方出版中心，2019），深感從經濟學框架中尋找全球氣候變化應對途徑的重要意義。

 

2007年耶魯大學曾經舉辦過一場非常著名的氣候變化經濟學研討會，會上爭論的焦點是，在氣候變化應對中應該采用何種“貼現率”，其中爭論的一方是來自于英國的斯特恩（也就是著名的氣候變化經濟學《斯特恩報告》作者），他主張要采用較高的貼現率，而爭論的另一方則是來自于美國耶魯大學的斯特林講座教授，諾德豪斯，他也是2018年經濟學諾獎的得主，以及于今年8月29日去世的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馬丁·魏茨曼，諾德豪斯教授和魏茨曼教授都長期從事環境經濟學研究，是環境經濟學領域最為重要的學者，對諸多環境經濟理論有著突出的貢獻，他們主張在氣候變化應對過程中采用較低的貼現率。

 

其實，有關氣候變化應對領域中的貼現率之爭，只是氣候變化經濟學的一個“偽命題”，其背后更為重要的另一個命題則是氣候變化應對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問題。也正是基于對“不確定性”問題的分析，諾德豪斯教授在其新書《氣候賭場》（英文版2013年出版，中文版2019年出版）中將人類面臨的氣候變化比喻為一個賭場，人類能否在賭場中取勝，或者干脆走出這個賭場，就取決于如何搖動手中的“骰子”（氣候變化經濟學工具）。那人類怎么才能克服不確定性，從而在賭場中取勝呢？諾德豪斯教授其實在書名的副標題中已經給出了答案，副標題是“全球變暖的風險、不確定性與經濟學”，這個答案就是用經濟學的方法來分析氣候變化不確定性問題，并給出應對之策。作為經濟學諾獎得主，諾德豪斯在《氣候賭場》一書中全面闡釋了通過經濟學分析框架與氣候變化問題的完美結合來解決“不確定性”的思想體系。

 

第一，將經濟學分析框架應用到氣候變化問題；

 

諾德豪斯將氣候變化因素納入索洛經濟增長模型，從而構建了整個氣候變化經濟學的分析框架。

 

首先，諾德豪斯在索洛經濟增長模型的基礎上結合氣候變化問題做了三重機制擴展。

 

其一，經濟活動的碳排放如何影響大氣中的碳濃度；其二，大氣中的碳濃度如何通過增強能量輻射影響全球平均氣溫；其三，全球平均氣溫的變化又如何對人類的經濟活動和福利產生各種影響（主要體現為“損害”）。如果再加上碳減排政策對經濟活動碳排放的影響機制，諾德豪斯所提出的綜合評估模型實際上包含了四重影響機制，最終，他將這四重影響機制納入同一個模型中，形成了動態綜合評估模型（DICE模型）。其中的“動態”指的是該模型所評估的是不同經濟增長路徑所產生的跨期福利影響。

 

在這個動態模型中，人類社會經濟活動所造成的碳排放通過一個鏈條影響未來福利：碳排放→碳濃度→全球變暖→經濟損失，這個鏈條本身體現了全球層面上市場經濟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外部性和失靈。而尤其重要的是，通過動態綜合評估模型，我們可以在新古典經濟增長框架內，對氣候變化所造成的跨期福利影響進行定量的計算和比較。也就是說，諾德豪斯所提出的動態綜合評估模型并不是對索洛經濟增長模型的偏離，而是將氣候變化這個經濟增長約束性問題內生化到新古典的經濟增長分析框架中，這顯然是諾德豪斯對新古典經濟增長分析框架與氣候變化經濟學進行雙向擴展所形成的重要貢獻。

 

 

其次，諾德豪斯通過引入貼現率將時間因素納入應對氣候變化的分析過程，也就是將時間價值引入到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引入貼現率因素本身并不新奇，其中的關鍵是采取何種水平的貼現率。在諾德豪斯看來，這個貼現率水平不能過分低估，只有符合社會貼現率的正常水平才足以推演出最優的政策，否則就會形成“（現在的）窮人補貼（未來的）富人”倒置現象。

 

上述兩點對于包括氣候變化應對在內環境保護有著重要啟示，即要將經濟因素納入到環境保護的決策中，同時實現環境部門與經濟部門的雙重均衡（最優）。否則，過度強調某個方面的結果將不僅損害該部門自身，還會損害到整體福利的優化。

 

此外，諾德豪斯還非常強調市場工具（環境經濟政策工具）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的作用；諾德豪斯論證了不同氣候變化應對情景下的福利效果，他提出在穩步應對的情境下，采取碳稅等政策將有利于實現福利的最大化，本質上而言，碳稅的實質是對碳排放進行定價，這就是典型的基于市場的環境經濟政策工具。這一工具的最大特點在于，將碳排放作為經濟要素納入經濟增長過程，由市場（而不是政府）來對其進行定價，并選擇最優的定價水平。在此，諾德豪斯教授認為市場的有效性（定價的合理性）會幫助實現應對氣候變化所需的節能減排，出清市場。當然，要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必須在碳社會成本、減排成本等方面進行科學的核算。不過，強調市場工具的理念是同樣可以適用于其他環境保護的領域。

 

最后，諾德豪斯的分析框架還非常重視政策本身的效益（效率）問題；在他看來，提出制定和實施應對溫室效應的政策時，要以更加謹慎的態度權衡氣候變化與減排政策的利弊得失。為此，諾德豪斯開創性地提出了一個簡便的經濟模型，用以量化地評估旨在延緩氣候變暖的政策，其中的基本思路是估計可選政策未來的成本與收益并計算現值，最優化的減排政策可以使凈收益最大，也就是成本與收益邊際相等。這一點對于當前的環境保護尤其重要，我們不能不計代價地實施某些環境保護政策，而是有必要進行成本收益分析，以此來決定政策實施的“度”。

 

總體上，諾德豪斯首先構建的氣候變化經濟學分析框架開創了環境經濟學研究的重要領域，奠定了氣候變化經濟學領域的理論基礎，對推動環境經濟學學科的發展有著重要的貢獻。

 

第二，解決“不確定性”問題；

 

諾德豪斯接下來考慮的是如何處理模型參數的不確定性，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在于確定參數的概率分布，并在每種參數分布組合基礎上求解模型。諾德豪斯(2017)利用DICE/RICE模型針對五個具有不確定性的參數做了敏感性分析。

 

一是損失函數中溫度平方的系數，二是總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三是技術進步帶來減碳率，四是氣候變化敏感度，五是中間層碳庫MU的碳儲存能力。諾德豪斯對5個參數分別確定了五分位概率分布，產生55 = 3125個可能的參數組合，并對每一種組合都進行了求解，進而開展福利最優化的計算。例如，以2015年為初始時期，假如最優碳稅平均為32.5美元/噸二氧化碳，標準差為28.6美元，在缺乏積極氣候變化應對政策的情況下，2100年的溫度平均將增加4.2℃，標準偏差為1.12℃。

 

第三，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

 

諾德豪斯對氣候變化經濟學的另外一個重要貢獻在于提出了明確的氣候變化應對政策，如果觀察當前氣候變化應對的政策實踐，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政策實踐與諾德豪斯所提出政策建議的緊密關聯。

 

在氣候變化動態綜合評估模型中，諾德豪斯的分析指出，正是由于碳排放所帶來的外部成本高于社會從碳排放中所獲得收益，造成社會福利的損失，因此有必要通過外部政策干預，讓碳排放者來承擔邊際的排放成本，即實現外部成本的內部化。盡管模型本身并沒有說明應該采取哪種政策工具（碳稅或碳排放權交易）來實現外部成本內部化，但諾德豪斯明確了一點原則，即必須碳稅或碳排放權交易都必須實現全球性覆蓋。如，制定全球碳稅，將所有國家和地區都納入到碳稅體系中，在此情況下，碳稅和碳排放權交易的效果其實是等價的。從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實施或計劃實施碳定價方案的國家和地區僅覆蓋了全球約20％的排放量，遠遠沒有實現諾德豪斯理想中的全覆蓋。

 

李志青 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