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2019年夏季以來，以北歐國家為首發起的應對氣候變化運動的浪潮席卷了全球，在全球媒體及社交網絡平臺掀起了一石激起千層浪般的熱議，而環境與氣候問題亦借此再度重回公眾矚目的焦點。關于應對氣候變化運動和以瑞典氣候活動家格蕾塔·通貝里（Greta Thunberg）為首的環保領域活躍人士，國內外各方輿論均呈現褒貶不一的評價。支持者認為氣候變化運動與年輕的活動家展現了年輕一代敢于站出來發聲的勇氣，折射了人們應有的社會責任感。而反對者則質疑氣候運動及活動家背后的動機、是否摻雜了政治影響。兩方陣營爭執不下，顯然誰都未能真正說服對方。

 

澳大利亞舉行全球氣候變化游行活動

 

9月27日是全球氣候變化游行日，世界各地均爆發了大規模的游行活動，成為多國媒體的頭條新聞，而各國民眾對此更是討論得如火如荼。我翻閱著網上的評論，忽然心生一絲感慨，想淺談一下自己作為一名可再生能源專業的學生的看法。我曾在本輪全球氣候變化運動發起國瑞典學習生活過兩年，目前長居另一個同樣以以環保及可再生能源見長的國家冰島，過去也曾在被氣候活動家所重點抨擊的美國學習工作生活過七年，故對這幾個國家有一點淺顯的了解，意欲嘗試淺析本輪氣候變化運動背后的動機及各國網友所持不同觀點的分歧成因。

 

此次輿論對立有諸多成因，但顯而易見的是大家對氣候變化運動的第一反應代表著截然不同的立場與切入點，本質并無對錯之分。我既能理解支持氣候變化運動和氣候活動家的一方，也能理解反對的一方。支持方是社會性的出發點，重視社會平等與正義（social equality & social justice），認為解決問題應以社會需求出發，先有社會倡議與社會意識（social advocacy & social awareness），激發社會各方群體的參與式行動（participatory action）與社會層面的反思（social reflection），后帶動可行的解決方案。而反對方則為奉行務實主義的出發點，認為應先提出能夠切實解決問題的方法或技術，并付諸于行動。在解決問題后，社會意識的形成便會自行水到渠成。從我曾經的社科背景（社會發展學）角度來說我是支持前者的，我相信應該也沒有社科學者會對社會公平與社會正義的重要性表示異議。而從本人目前的工科背景（可再生能源）角度而言，我同樣支持后者，因為工科一向務實，脫離不了應用與實踐。兩方陣營其實并無對立的必要，大可各司其職，通力協作，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一起達到共同的目標。光有社會倡議易流于空談，而光有實踐方案則只能悶頭苦干，即便最終解決了問題也難以形成廣泛的社會影響力，無法引起社會各方群體的反思。只要雙方最終的訴求是一致的，攜手達到環保減排、緩解氣候變化壓力、促進能源結構轉變等目標即可。

 

各國發展階段與訴求不同

 

前文已談及氣候變化運動的支持方普遍重視社會平等與正義，故選擇發動游行和四處宣傳環保減排的重要性是他們的主要行為。本輪全球氣候變化游行的大規模爆發可追溯到瑞典學生周五的游行。起初影響力只在北歐地區傳播，因為呼吁全社會關注環境與氣候問題在北歐整體是受輿論認可的正面形象。長居北歐后，我也逐漸開始能理解北歐人民對環境與氣候問題的一腔執念：離極地越近的國家對氣候變化越敏感。尤其當我親眼看到冰島與格陵蘭島的冰川消融速度快到有多令人心碎后，潛意識里對這方面的議題自然會給予更多關注。我一個外來人士都尚且如此，更何況是北歐當地民眾了。如果這些社會號召行動僅僅發生在北歐地區范圍內，可能最后就是一樁沒有什么爭議的美談。但當氣候變化運動的影響力擴散到世界其他國家時，紛爭便出現了：每個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社會訴求及優先考慮的事情也必然不同。

 

那么氣候活動家為何仍然不惜頂著爭議執著于將氣候變化運動的影響力擴散至全世界呢？我猜可能是因為北歐人已經相當絕望了。目前學界多數科研人員還是認同人類活動加劇了全球變暖，主要是由于人類通過燃燒大量化石燃料及其他一些破壞自然生態環境的行為已前所未有地快速改變了地球碳循環速度，超出了地球自身可調控的范圍。環境及氣候變化問題已持續多年，起初北歐人從自身做起，痛定思痛徹底調整了能源結構，從對傳統化石能源的極度依賴逐步發展到如今以新能源為支柱的良好狀態。比如冰島能源供應以水電及地熱為主，占全國總發電量的99.9%，這一比例在挪威也有近98%（以水電為主），而瑞典以水電與核電為主（以及林業資源），丹麥以風能和生物能為主，芬蘭以生物能為主（芬蘭與瑞典同為林業資源大國）。此外北歐各國還嚴格執行著垃圾分類及回收舉措，并絞盡腦汁嘗試降低對環境的影響。比如瑞典馬爾默的Sysav垃圾焚燒發電廠（Sysav waste-to-energy plant）致力于實現零排放，且已形成穩定的盈利狀態。

 

北歐人以為自己做到足夠好，情況就會相應好轉。然而事與愿違，環境依然在惡化，氣溫屢屢刷新紀錄。他們的崩潰情緒開始涌現：單單他們這一區域有所改變是遠遠不夠的，世界上很多國家仍然無動于衷或改變進度緩慢。本以為依靠國際協定（巴黎協定/京都議定書）能拉攏世界各國在環保減排這方面達成共識，卻不料美國突然退出了巴黎協定、造成了一系列轟動的連鎖反應。若全球再無法做出有效舉措，雖然最終結局是大家共嘗苦果，但最先感受到氣候威脅的往往是離極地最近或是海拔較低的那些國家。北歐人必然難以接受這樣的結局，他們自認已竭盡全力做到圓滿，最終的苦果他們萬萬是不愿提前品嘗的。

 

這便體現了氣候變化運動存在的一個盲區：世界各國所處發展階段不同，發展訴求不同，體制不同，國情亦不同。在北歐，人民普遍環保意識濃烈（極地氣候變化對北歐國家的影響十分直觀），社會割裂現象不嚴重（北歐五國均為高福利發達國家，人民階級差異較小，中產階級是當地社會的絕對中流砥柱，平均受教育水平較高，社會矛盾沒有其他國家/地區那么深），脫離了溫飽困擾自然可以積攢心力追求更高階的需求，且人口稀少易達成共識。哪怕新能源成本高于傳統能源，只要政府狠下決心為新能源鋪路，人民基本不會反對。正因如此，我們可以看到，北歐五國在新能源領域的發展成就都相當亮眼。本輪氣候變化活動的發起人可能認為這一套經驗在其他國家也適用，他們首當其沖針對的美國：因為美國和北歐五國同為發達國家。

 

那么美國有可能做到北歐那樣嗎？答案是不太可能。北歐體系照搬到任何一個人口大國都易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包括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美國社會非常復雜，單單是人口數量和種種難以解決的社會階層割裂問題就會絆住腳。在這樣的前提下，想要在社會層面達成一個統一的共識可謂天方夜譚，更不用提美國錯綜的財團利益糾葛及巨頭們對政治領域的影響。不難想象，除了以美國為首的一些人口眾多的發達國家以外，發展中國家的看客更是難免會有“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的感嘆。而對那些世界最不發達、最貧窮的國家的人民來說，他們往往是環境惡化及氣候變化所引起的一系列社會發展問題的最大受害者，且他們自身對環境與氣候危機并非沒有意識。但在溫飽還成問題的前提下，如果氣候活動家同他們空談環保和氣候變化問題，他們根本無力追隨。對不同的國家及人民而言，他們所處的位置已經決定他們的想法與行動。

 

表面是環保與減排，實質是能源與材料革命

 

隨著時間推移，氣候變化運動所呈現的意義開始出現不受其自身意識控制的變味趨勢。我相信氣候活動家的初衷是積極正面的，但現實中事情的發展遠比想象中更為曲折。正如網友所指出的那樣，隨著針對氣候變化運動的爭議日益發酵，其背后也開始逐漸摻雜政治意味。此外，由于諸多非盈利組織與國際組織也活躍于其中，使整件事情變得更為復雜。在聯合國邀請格蕾塔出席大會并當眾發言抨擊各國領導后，輿論紛爭亦達到了一個新的燃點，而同環境及氣候相關的諸多領域也開始迸發各自的聲音。

 

在新能源領域，環境與氣候問題一直同這個行業的發展息息相關。在新能源業界，多數人的共識是緩解環境和氣候問題需要根本性的能源革命，而不是光喊一些口號、組織幾趟游行、做幾次演講就會有顯著成效，也不是說所有人都變成素食主義者便能解決問題了。

 

那么能源革命要如何推動？能源革命除了技術方面還有待突破以外，更重要的是能源經濟與戰略導向、能源政策、以及對能源可持續發展的長遠規劃。縱觀新能源的發展史，其起步正是得益于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而新能源領域之后的每一次騰飛往往都發生在油氣價格飛升的時候。目前全球能源供應近80%仍然依賴于傳統化石燃料，且世界人口依然在不斷增長，因此氣候活動家所提出的禁用一切化石能源的倡議是不可行的。不僅目前不可行，在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太可能會實現，因為新能源的發展需要時間，更需要資本投入。眾所周知，能源是一切生產力與社會發展的基石，在這種現實情況下空談環保減排則難免顯得虛弱，不僅難以說服政治家，也無法動搖傳統能源巨頭們的立場。若欲促成改變，唯一的途徑便是實現新能源的技術突破，使新能源的開采、應用及后期維護成本與傳統能源的成本相當（甚至比傳統能源更低），如此一來，即使沒有氣候變化運動，政治家與商業家也會有極大的動力促成顯著的能源變革。

 

目前在全球范圍，能源革命不僅僅是技術問題，在能源經濟和能源政策層面也存在著許多困境。如果經濟和政策無法給予新能源發展足夠的支持，那么資金投入就會十分有限，技術性突破便更加難以實現。然而能源的經濟戰略導向與政策素來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對政治家與企業家而言，他們也有不同的立場與出發點，任何一個細微的變革都可能造成多米諾骨牌一般的連鎖反應，而這些未知的反應往往難以預估。

 

除了能源結構急需調整以外，材料領域也面臨著類似的困境。傳統化石燃料，比如原油，不僅向人類提供了能源，也早已滲透了人類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平時使用的塑料制品、合成橡膠、所穿的衣物與鞋履、所佩戴的眼鏡、工程施工所需使用的瀝青，原材料均靠原油裂解而獲取。在現代社會，可以說任何一個國家或個人都離不開原油副產品。即便人類未來成功扭轉了能源結構，材料領域的革新也依舊會是一個難以解決的棘手問題。

 

社會自身的復雜性令能源與環境問題更加盤根錯節

 

氣候變化運動的發起人及諸多氣候活動家還有一個未能看清的問題是社會中不同的群體與能源之間存在著多元的復雜關系。大家若翻閱過一些新能源領域的學術期刊，便會發現各種新能源開采或應用技術方面的研究很多，能源經濟和能源政策的文章也不少，這些文章大多有一個共同點：多數會提及新能源發展與環保及氣候變化之間的聯系，默認環境與氣候變化是全人類及未來后代共同面臨的問題，因此新能源發展也會是全人類和未來后代共同的努力方向。

 

從某種程度來說這個邏輯是正確的，但映射到現實中未必完全如此。雖然這確實是所有人共同面臨的問題及共同努力的方向，但能源所牽扯的范圍太廣，深深影響著世界上的每一個人。哪怕世界上所有人都認同環保減排與新能源發展的意義，不同的人心中對一件事的優先權的排位也迥然不同。這種多元性，將深遠地影響著能源經濟與能源政策的每一處細微變化。此外，能源學術界的研究也需要社會科學及商學來助力，因為多學科交叉可以更精準地聚焦并定位社會不同群體及企業對能源所呈現出的多元化態度與需求。

 

假設未來有一天能源革命得以實現，經濟和政策也出現了相應的重大變化，那么我們是否可以簡單下結論說每個人都會從中受益？能源正義與能源平等是否可能實現？我們無法預料到能源革命是否會對性別平等產生沖擊、是否會加劇貧富差距和城鄉發展差距、是否會深化社會割裂及沖突、是否會令發達國家更加飛黃騰達而令貧窮國家愈發身陷囹圄 。此外，一項能源政策若在某一地區有效，就一定會在其他地方產生同樣的效應嗎？而對以盈利為最終目標的商界來說，他們真的會輕易服從于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和企業環境責任（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CER）嗎？正因為能源領域的觸角遍及世界上的每一個人，同時也正因為人類社會自身才的多元性與復雜性，注定了環保減排及新能源/新材料發展等方面的問題只會比我們想象中更為盤根錯節。

 

新能源發展與環保自身也會有沖突

 

雖然靠發展新能源來改變能源使用結構、緩解環境與氣候問題是大部分人贊同的共識，但事實上（可能也會令一些人意外的是）新能源發展與環保自身也會有沖突。我所學的是可再生能源，而可再生能源與新能源其實并不是同一個概念。為何在前文中我一直在反復提新能源這個概念？因為能源領域有一個特殊的存在：核能。核能是一種未來新能源，它同時也是一次能源，不可再生。許多國家都把調整能源結構的希望放在了核能上，由于可控核聚變技術及其商用條件仍處于探索階段，當下的核能應用是一把雙刃劍：核能雖有諸多優勢，但同時也伴隨著一些顯而易見的劣勢。首先是核能自帶的輻射危險性，一旦核電站發生事故，后果往往不堪設想（例如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及福島核泄漏事故）。其次是鈾礦等原材料的開采問題，因其不可再生的屬性，高質量的鈾和钚（目前核電站所用燃料的主力）會越來越少。再次，被給予厚望的釷基熔鹽堆核能系統仍處在探索與發展階段，其未來的最終成果還有待觀察。從次，由于鈾和钚的半衰期都極長，因而放射性廢料的存放和管理需萬分謹慎與嚴格。最后，核電站的選址及所涉及的土地問題也很復雜，必須綜合考慮并平衡人口、安全、環境、技術、經濟等多方面因素，還須平衡許多外部因素（例如對飲用水水源、農業種植與畜牧業生產區、自然生態保護區的影響）和對配套設施的要求（附近的電網、選址潛在的運行條件、當地地形、供水）。核能的社會因素同樣是一個比較顯著的阻礙，因為很多人會談核色變。核能領域有一種現象被稱為鄰避癥候群（NIMBY），意為“這是一個好主意，但別弄在我家后院。”

 

那么可再生能源就一定百分百環保嗎？也未必，因為環保領域還有個很重要的側重點是保護生物多樣性。發展水電需要對河流截流，那么必然對魚類會有直接影響（雖然建設魚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這一問題）。近期，我的導師曾帶我去現場考察過一個實例：冰島國家電力公司（Landsvirkjun）想在鱒魚瀑布（Urriðafoss）以及肖爾索河（Lower Thjorsa River）這片水域建設三座水電站（上游中游下游各一座），外加一家風力發電廠。相關設計與技術多年前便早已到位，建設計劃與各項評估均詳盡，但該項目被卡在政府審批階段已超出十年，至今未能被批準正式動工，主要原因有二。首先，這片水域是冰島最大的野生三文魚產卵地，政府十分擔憂這個項目對當地漁業可能產生潛在的不良影響，而漁業與可再生能源產業同為冰島的經濟支柱產業，這使冰島政府面臨著“手心手背都是肉”的兩難處境。其次，鱒魚瀑布是一處廣受游客喜愛的旅游地標，一旦建設了水電站截流，鱒魚瀑布水流量會驟減，尤其到了冬季，恐出現“干涸”狀況，無法繼續作為旅游景點吸引游客來訪，這對附近區域依賴于旅游業謀生的居民而言會是一個重大打擊，而旅游業恰恰巧也正是冰島在過去十年時間里急速發展的重要產業之一。此外，該項目所包含的風力發電廠可能會出現風力發電機葉片誤傷/誤殺鳥類的情況，故而存在危及冰島當地的一些珍稀鳥類的可能性，且風力發電機產生的噪音與視覺污染也會被游客和當地居民詬病。這同樣再次印證了前文提過的觀點：很多時候未必是能源技術層面的問題，更多的是經濟與政策層面的困境。

 

其他的可再生能源也多多少少存在一些小“瑕疵”。比如地熱的硫化氫排放問題、地熱水回灌問題；太陽能應用的占地問題、光伏板組件污染問題。此外，可再生能源的開采與利用過程中也會產生一些相對輕微的排放，其中生物能和地熱能的排放比水電和風電稍高一些。另外還有一些比較常見的問題包括可再生能源發電后的電量轉換效率、儲電難度、儲電過程中是否會造成其他排放或污染，等等。

 

有限的資金應由誰獲得優先權

 

可再生能源領域包含多種能源，而不同的能源種類發展極為不均衡。目前，可再生能源領域的“王者”毫無疑問是水力發電，而太陽能、風能、地熱等較為耳熟能詳的能源種類也在發展過程中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作為對比，有些可再生能源種類的發展卻后勁不足，例如海洋能。海洋能囊括了潮汐能、波浪能、溫差能、鹽差能、海流能等諸多形式，雖然其開發前景誘人，但始終未能成氣候，僅在法國（朗斯潮汐電站）和韓國（始華湖潮汐發電站）存在一定規模的應用。在有限的資金投入前提下，應由哪一種能源獲得優先權便成為了一個新問題：到底應該將資金投入已成氣候的強勢能源種類中尋求更快速的突破，還是應“按需分配”、給予目前發展未成氣候的能源種類更多的扶持以達到能源種類多元化平衡發展的目的、靜待不同種類的能源迸發出更多潛在的解決能源問題的新路線？

 

此外，可再生能源發展從來不僅僅是這單獨一個領域的事，同時還關乎其他相關領域的發展，比如智能電網（smart grid）、碳捕集與封存（carbon capture & storage）、多孔巖石儲電（compressed-air energy storage in porous formations），等等。以碳捕集與封存為例，該領域曾因成本及效率等原因多年未取得脫胎換骨的飛速發展，而前幾年，冰島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南安普頓大學及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聯手實現了技術突破，在冰島赫利舍迪地熱電站（Hellisheidi power plant）成功應用了一項名為CarbFix的技術（2016年6月發表于《科學》雜志），通過這項技術及瑞士Climeworks設備捕獲二氧化碳、硫化氫及其他酸性氣體，并將這些被捕獲的氣體與水混合后泵入地下，使其與地下的玄武巖發生反應，最終轉換成安全、不易泄露二氧化碳的碳酸鹽礦石。這項技術比傳統的沉積巖技術更有效，且隨著技術發展，成本已大幅度下降，在冰島已實現兩年內便可將95%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轉換成礦石的成效。德國總理默克爾今年八月造訪赫利舍迪地熱電站欲將該項技術引入德國，而于今年十月舉辦的第七屆北極圈論壇大會（Arctic Circle Assembly）期間，瑞典女王儲維多利亞同樣造訪赫利舍迪地熱電站考察了該技術的應用。可以預見，每一項新技術從其誕生到試點，到被引入，再到商業化推廣與應用，背后所需的持續資金投入十分龐大，而資金應優先用于哪一個領域的發展、應具體投入多少資金等問題往往存在著廣泛的爭論。假設可再生能源領域實現了長足的發展與喜人的突破，其對氣候變化的正面貢獻依舊需要其他相關領域的助力。

 

后記

 

綜上所述，世界所面臨的氣候變化、環保減排、以及能源發展等方面的問題實在是錯綜復雜，往往連業內人士也很難徹底想明白，亦未能統一從不同立場出發而得出的不同看法。當然也并非沒有好消息：雖然化石燃料目前在能源領域仍具有絕對優勢，但世界近幾年新增的發電量中，新能源確實占據了多數，且新能源應用成本正逐年下降，揭示了一個有希望、有前景的良好征兆。

 

 

關于活躍于氣候變化運動中的年輕的氣候活動家，由于他們并非科研學者，因此觀眾無需以科學家的標準來考量他們的言行舉止。從現實角度來說，他們中的一些人尚未完成高中學業，也尚未接受過大學通識教育的培養及多維度思辨的訓練，苛責他們的言行舉止未免會顯得些許不夠客觀。其次，氣候變化運動未必就不能帶來廣泛的社會效應，畢竟本輪氣候運動在全球媒體及社交平臺上都是當仁不讓的焦點。無論是支持者也好，還是反對者也罷，至少這一輪氣候運動帶動了萬眾矚目的社會熱度，若借此真能吸引更多的有志人士進入相關領域學習、研究、推動發展，則實屬良緣。畢竟無論提出多少社會倡議，最終還是需要有人腳踏實地落實于實際行動中去。正如格蕾塔·通貝里所言，全世界應“團結在科學身后”（united behind the science），以科學為炬，引領社會意識的覺醒與切實舉措的落實，齊心協力面對我們所有人正共同面臨的氣候挑戰。

 

（本文作者先后就讀于瑞典隆德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發展研究系、冰島大學工程及自然科學學院可再生能源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