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 WTO 和多邊氣候協議都有關于貿易與環境的相關條款，但是很多條款都具 有較大的模糊性。一方面，《京都議定書》與保護臭氧層的《蒙特利爾議定書》或控制 危險物品流動的《巴塞爾公約》不同，前者并沒有具體規定與減排相關的貿易措施; 另 一方面，WTO 很多環境條款同樣存在很大的模糊性，導致在判定某項具體環境政策是 否符合這些條款時存在困難( Doelle，2004; Green，2005) 。多邊氣候協議和 WTO 條 款的模糊性使得氣候政策與 WTO 規則產生沖突的可能性增大，也導致沖突的解決充 滿不確定性。 

 

學者們很早就開始討論各種氣候政策與 WTO 規則之間的“相符性”或“相容性” 問題，最近幾年對此的關注程度更是不斷提高。氣候政策包括三類，即邊境氣候政策、 國內氣候政策和多邊氣候政策。其中，邊境氣候政策、國內氣候政策與 WTO 規則的 協調問題就是要解決國內法與國際法之間的相符性問題，而多邊氣候政策( 作為多邊 氣候協議的產物) 與 WTO 規則的協調則為國際法之間的相容性問題①。 

 

邊境氣候政策對貿易的影響最為直接。在各種邊境政策中，大多數學者認為，懲 罰性關稅、數量限制措施這類單邊貿易限制措施很難得到 WTO 規則的認可( Charnovitz，2003; Pauwelyn，2007; Cosbey 和 Tarasofsky，2007) 。由于美國、歐盟提出并試圖 實施與碳排放相關的 BTAs 政策，BTAs 的合法性近年來得到更多的關注。傳統的 BTAs 是一種實現產品國內稅收“貿易中性”( trade-neutral) 的國內政策，WTO 允許對 貿易商品的一些間接稅( 如消費稅、增值稅等) 進行邊境調節( Charnovitz，2003; Tamiotti 等，2009) 。但與碳排放相關的 BTAs 面臨的情況要復雜得多，學者們對它們是否與 WTO 規則相符并沒有一致看法。Biermann 和 Brohm ( 2005 ) 、Ismer 和 Neuhoof ( 2007) 、Horn 和 Mavroidis( 2011) 等學者傾向于認為 BTAs 能夠符合 WTO 規則，而 Quick( 2008) 、Zhang( 2009) 、Nielsen( 2010) 等對 BTAs 的合法性表示懷疑。比較一致 的看法是，BTAs 是否能夠得到 WTO 認可與該政策如何設計和實行有重要的關系( van Asselt 和 Brewer，2010; Weber，2015) 。 

 

除了邊境氣候政策，國內氣候政策與 WTO 規則同樣存在各種潛在的沖突。國內 政策包括政府金融支持、技術規制、能源稅或碳稅、國內碳排放權交易以及政府采購政 策等，其中金融支持政策、技術規制以及政府采購最可能與 WTO 規則產生沖突，得到 學者們較多的關注( Charnovitz，2003; Drge 等，2004; Zhang 和 Assuno，2004; Kulovesi，2014) 。Green( 2005) 指出，大部分國內氣候政策很可能與 WTO 規則產生沖 突，而氣候政策國際協調的缺乏、氣候政策的貿易扭曲效應以及氣候變化科學的不確 定性都進一步增加了沖突發生的可能性，WTO 實際上限制了一國保護氣候的能力。多數學者對于大部分國內氣候政策與 WTO 規則的相符性持樂觀態度( Doelle，2004; Drge 等，2004; Zhang 和 Assuno，2004) 。但他們同時強調，要確保國內氣候政策的 合法性，政策設計需要遵循程序透明、非歧視原則，并保證足夠的靈活性。 

 

多邊氣候政策主要指《京都議定書》提出的靈活減排機制，包括碳排放權國際貿 易、清潔發展機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 和聯合履行( Joint Implementation，JI) 。這些氣候政策往往由兩個或多個國家共同參與，一些政策包含一攬子的投 資、貿易措施，因此與 WTO 規則存在緊密關聯。比如，排放權的國際貿易可能受到 GATS 的約束( Zhang，1998) 。但相比而言，多邊氣候政策與 WTO 規則沖突較小，對此 類氣候政策的法律分析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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