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 UNFCCC 和《京都議定書》都明確規定: 締約方應盡量避免或減輕氣候政策 對國際貿易的扭曲作用，不能構成變相的貿易保護①，但相關貿易壁壘的出現很可能 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即使是國內氣候政策也可能對貿易造成影 響，更何況很多發達國家政府可能出于經濟、政治等方面的考慮而利用貿易政策影響 其他國家生產行為和氣候政策，其國內一些利益集團也可能以公平競爭為由尋求貿易 保護。因此，經濟全球化下的氣候治理問題不單純是科學和環境問題，而是復雜的國 際政治和經濟問題( 莊貴陽等，2009; 孫寧，2014) 。在這種情況下，各種以減排為由 的“低碳貿易壁壘”可能逐漸浮出水面，對自由貿易造成不利影響。

 

為了使更多的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加入多邊氣候協議，一些研究者認為可以使 用兩種策略: 一是使用“大棒”政策，即通過貿易制裁或其他措施對不合作的國家施 壓; 二是使用“胡蘿卜”政策，比如通過資金和技術援助促進合作。基于博弈理論，一 些學者認為關稅或其他貿易限制措施可以作為一種有效的威脅工具，減少氣候政策的“搭便車者”，擴大氣候合作，迫使發展中國家參與減排( Barrett，1994，2011; Lessmann 等，2009; Tian 和 Whalley，2010; Helm 等，2012) 。但也有學者對這類“大棒” 政策存在疑慮。Zhang( 2009) 認為，發達國家應該更多地使用“胡蘿卜”來鼓勵發展中 國家減排，“大棒”只能作為補充。同時，一些研究發現，貿易限制措施并不是促進氣 候合作的最優手段，技術合作與共享、全球部門協議等政策對促進氣候合作效果更好 ( Kemfert，2004; Weber 和 Peters，2009) ①。 

 

另外，基于促進公平競爭和解決碳泄漏問題的考慮，不少學者認為實施減排的發 達國家可以對來自非減排國的進口實施“邊 境 稅 調 節”( Border Tax Adjustments， BTAs) 或征收“碳關稅”( carbon tariff) ( Ismer 和 Neuhoff，2007; Pauwelyn，2007; Keen 和 Kotsogiannis，2014) ②。但是，此類觀點沒有獲得經驗研究的支持。實際上，不少研 究發現，征收碳稅、能源稅或者開展國內排放權交易對一國產業競爭力的影響很小 ( World Bank，2008; Demailly 和 Quirion，2008; Aldy 和 Pizer，2011) 。同時，邊境調節 措施并非解決競爭力損失或碳泄漏的有效手段( Babiker 和 Ｒutherford，2005; Peterson 和 Schleich，2007; 林伯強和李愛軍，2012; Antimiani 等，2013; 張友國等，2015) 。此外，一些研究顯示，邊境調節措施可能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和國內經濟造成很不利 的沖擊( Mattoo 等，2009; 林伯強和李愛軍，2012; 張友國等，2015) 。嚴重的貿易扭 曲效應意味著實施這類單邊貿易措施很可能遭到其他國家的報復，引起貿易摩擦，甚 至演變成貿易戰( Onder，2012) 。在現實中，基于公平競爭和氣候保護的貿易措施也 很容易被利益集團利用，成為變相的貿易保護工具。Horn 和 Mavroidis( 2011) 指出，即 使 BTAs 有可能符合 WTO 規則，也不是一個合意的政策，因為它很可能催生貿易保護 主義。首先，BTAs 很接近反傾銷措施和原產地規則，容易被行業利益集團變相使用， 成為貿易保護工具，就像當前反傾銷往往被用于保護特殊利益集團一樣。其次，BTAs 引起的貿易保護主義具有嚴重的“示范效應”。非能源密集型行業的利益集團也會游 說政府，尋求類似的保護。而其他領域的問題，如勞工標準問題，也可能尋求類似的邊 境調節措施，從而引致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措施。最后，面對國外的 BTAs 政策，出口 國為了奪取稅收收入，會以保護氣候為由對出口征稅，這將降低出口部門競爭力，使部分資源轉向進口競爭部門，產生類似進口關稅的效應，也不利于自由貿易。學者 Nielsen( 2010) 提醒道，實施單邊氣候貿易壁壘就如打開“潘多拉盒子”，屆時各種貿易 壁壘將危及多邊貿易體制。 夲呅內傛萊源亍：ф啯碳*排*放^鮫*易-網 τā 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