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首次暴發期間,各國實施了旅行限制和“居家”命令,停飛了飛機,并疏散了街道,因此也減少了溫室氣體排放和提高了空氣質量。在6月19日發表于Cell Press細胞出版社旗下期刊《焦耳》(Joule)的一篇評
論文章中,環境經濟學家們認為,COVID-19似乎是在短時間內拯救氣候變化的“一線希望”,但從長遠來看,由于其具有延遲
清潔能源投資和創新的可能性,而更有可能危害氣候。
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副教授、第一作者Kenneth Gillingham說:“如果你打算放慢向清潔技術的轉型,將會產生真正的后果。其中一些后果實際上可能超過我們在世界各地看到的空氣質量的短期改善和排放的短期減少。”
Gillingham和同事們指出,在美國停工之后,航空燃料和汽油的消耗分別下降了50%和30%,同樣地,天然氣的使用也下降了近20%。這些降低減少了15%的二氧化
碳排放。如果這一趨勢持續下去,美國將經歷史上二氧化碳年排放量最大降幅,大致達到《巴黎協定》設定的2025年減排目標。
然而,COVID-19的影響愈發深遠。作者寫道,近年來,對清潔能源創新的大規模投資在降低新技術成本方面發揮了作用,而這些新技術對脫碳至關重要。但是,Gillingham說:“如果你作為一個公司只能為了生存而苦苦掙扎,你就不會花費大筆資金去投資下一代技術,你只能試著推到‘明天’。”
研究人員的模擬表明,如果保持疫情之前的能源消費模式,清潔能源技術投資的延遲,可能導致2020年至2035年額外排放25億噸二氧化碳。與此同時,當地額外的空氣污染還可能導致7500人死亡。然而,這場危機也可能是一個機會,這取決于政府如何引導及其能源政策回應。
Gillingham說:“我們在世界各地看到的情況是,許多國家正在考慮增加
綠色或清潔技術要素,作為其應對疫情的刺激方案的關鍵部分。這也有助于刺激國家經濟獲取短期效益。”
在地方層面,各州和各城市可以通過投資可再生能源,并根據環境指導方針加快審批,確保清潔能源轉型步入正軌。盡管地方政府可能面臨一些預算困難,但各州的“綠色銀行”可以提供融資幫助。
盡管,人們可能會爭論說預算很緊張,國家應該集中精力應對當下困難,但Gillingham認為從長遠考慮也很重要。“我們要確保關注國家的今天和未來10年、20年以及子孫后代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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