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低碳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同時提出“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等要求。針對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任務，我覺得中國能源和經濟綠色轉型應走一條“增量優先、以新代舊、激勵創新、市場驅動”的轉型之路。

 

三種不同的減碳類型

 

根據相關研究，到2060年，中國的非化石能源由目前的不到20%增長到80%以上，由配角成為主角。從成本角度看，作為存量的傳統高碳能源，盡管仍有一定的減碳空間，但潛力具有累退性，越往后空間越小，難度相應加大，成本加快上升；另一方面，作為增量的低碳或零碳新能源，隨著產量擴大、技術改進，成本下降加快，部分產品綠色溢價由正變負。由于成本上的變化，新能源替代老能源的減碳成本優勢增大，進而加快新老能源比例的轉換進度。

 

我們可以觀察到現實操作中有三種不同的減碳類型：第一種是衰退型減碳，通過減少生產來減少碳排放；第二種是增效型減碳，通過提高碳生產率，用同樣多的碳排放實現更多的產出，或者同樣的產出使用了較少的碳排放；第三種是創新型減碳，通過創新形成新的技術、工藝、方法等，在達到相同產出的情況下，實現低碳、零碳甚至負碳排放，如用風、光、水、生物質等可再生能源發電。

 

與衰退型減碳相比，增效型減碳潛力很大，特別是在技術落后、管理粗放情況下，提升能源和碳生產率有較大空間，但局限性也很明顯，隨著技術和管理的進步，它的空間在收縮。

 

創新型減碳的特點和優勢

 

創新型減碳跟前面兩種類型不一樣，有五個特點和優勢：

 

一是系統全面的技術創新，因為綠色轉型從根本上講是要換技術，而創新型減碳提供了一個全面的綠色技術。它是用低碳、零碳甚至負碳技術替代原有的高碳技術。

 

二是創新的邊界很難限定，創新的內在沖動性經常會沖破我們的想象力。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現在可控核聚變能夠成功并商業化，人類將在多大程度上改寫可再生能源的認識版圖。

 

三是大幅度降低人類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成本。典型案例是光伏發電。過去十年間，它成本下降了80%到90%，已經低于燃煤發電成本，還有進一步下降的潛力。

 

四是通過創新型減碳形成的一些產品，它會帶來除了減碳之外更多的消費者剩余。以新能源智能汽車為例，大部分消費者直接感受到的是使用成本低，電子設備應用得手，舒適程度高，操控感覺與以往大不相同，自動駕駛能力也在逐步提升。

 

五是加速能源和其它高碳行業的轉型，綠色化和數字化的過程是合為一體的，它帶動了這些行業率先進入數字化。

 

總的來講，創新型減碳要高度重視，因為它啟動和引領了遠超減碳預期的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數據化轉型。衰退型減碳和增效型減碳主要體現的是一種防御型戰略，而創新型減碳則是一種進取型戰略。實現雙碳目標，需要把關注的重心轉到創新型減碳，轉向進取型戰略。

 

以碳排放“雙控”為目標的“三支柱體系”

 

創新型減碳如何實現？重要的是要形成一個相互依存的制度規則和政策體系，建立以碳排放“雙控”為目標，減碳與增長雙贏的核算方法和運行機制。怎么來實施這樣的規劃？我提出一個“三支柱體系”。

 

第一個支柱是建立全方位支持綠色技術創新的創新型碳替減市場。所謂“創新型碳替減”市場，是指依托綠色技術替代而相對減少的碳排放，也可稱為替代性減碳。這個市場應有強包容性，包括綠電等綠色能源產品，鋼鐵、有色、建材、化工等高碳行業能夠產生增長型碳匯的產品，如綠氫煉鋼等，還可包括森林碳匯和其它負碳技術產品，也可包括個人消費領域的碳排放權交易。在起步階段，地方可以從各自實際出發，建立“碳資產池”或“綠碳銀行”，開展創新型碳替減的核算和交易。

 

第二個支柱是形成區域自主減排責任體系。增量優先的關鍵是擴大對技術創新產品的市場需求，而這一點又直接取決于減排責任體系的有效性。應鼓勵各個地方提出既合乎本地實際又有一定挑戰性的減排目標，與下一步陸續出臺的落實雙碳目標“1+N”政策相配合，形成省、市、區縣和開發區等層面的區域減排計劃和可追溯的減排責任要求。

 

第三個支柱是加快碳核算、碳賬戶為重點的綠色微觀基礎制度建設。不論是推進增長型碳匯市場建設，還是完善減排責任體系，前提是要有一個合格的碳核算基礎，而這恰恰是目前的一大短板。

 

這三個支柱體系建立起來以后，還要注意一些問題，如創新型碳替減的技術審核和認定等工作。促進綠色創新，既有技術創新，也有制度政策創新，綠色創新和轉型面對大量未知和不確定因素，仍需要“摸著石頭過河”。進取型減碳戰略“三支柱”模型其實就是一個方案，可以在創新意愿強的省、市層面先行先試，給出一定的試錯探索空間，取得成功經驗后完善再推廣。

 

（作者為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