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認識到，CCER機制與綠證綠電制度雖均有助于推動溫室氣體減排，但其政策目標存在明顯差別。前者側重于激勵高水平減排行動，后者則側重于促進綠色電力消納，這一特點也導致兩者對交叉管理領域的要求存在顯著區別。

 

　　具體來看，隨著綠證綠電全覆蓋工作的推進，若海上風電、光熱發電等可再生能源類CCER項目在獲簽CCER的同時，出售其所獲綠證，則導致項目取得的部分減排貢獻在自愿碳市場和綠證綠電市場重復獲得激勵，導致“雙重獲益”，這也在國際組織RE100等主流國際綠電倡議所設認可條件中得到一定反映。其中，得益于額外性等技術方法要求，自愿減排交易機制簽發的信用指標，相對綠證等只是反映可再生能源電力零碳屬性而言，更強調對其相對基準情景而產生的額外減排貢獻的激勵，從而確保CCER享有更高的指標質量，并使其應用場景遠超綠證等適用的以間接排放為代表的“范圍二”范疇。近期，歐盟委員會發布了電動車電池碳足跡計算規則草案，規定企業不可通過購買綠證來降低電力碳足跡，綠證的應用場景仍有待觀望。

 

　　不難發現，避免可再生能源發電類項目產生的減排貢獻“雙重獲益”，成為協調CCER機制與綠電綠證制度的關鍵著眼點，也是進一步理順兩者實施邊界的重要著力點。考慮到上述機制簽發指標的差異化功能，以及市場主體因實現多樣化減排目的所形成不同需求，建議綠證主管部門在行政層面明確可再生能源類項目不得重復申領CCER和綠電綠證的前提下，鼓勵此類項目業主結合指標用途、開發成本、技術要求適用性等因素，自主選擇其項目減排貢獻變現渠道，給予其充足的選擇權和決策空間，進而最大化其減排收益，切實發揮市場機制促進可再生能源等低碳產業發展的推動作用，保障我國自愿碳市場發展空間，提升CCER機制和綠證制度國際認可度。

 

　　政策建議

 

　　一是平行推進自愿碳市場和綠電綠證制度建設。著眼于兩者差異化政策定位，明確CCER機制集中于激勵符合額外性要求且能反映優秀科技水平的低碳項目，在林業碳匯、可再生能源、甲烷減排、節能增效等領域篩選具有示范引領效應的低碳技術和業態，制定發布減排項目方法學等技術標準，引導新興低碳產業發展，滿足市場對高質量信用指標的需要。綠電綠證制度則聚焦全面、準確地對各類綠色電力所具有的零碳屬性進行確認，銜接非化石能源消納等制度要求。

 

　　二是加強跨部門政策協調溝通。CCER機制和綠證綠電制度分別由生態環境、能源、發展改革等部門牽頭負責，建議各有關部門做好充分的信息共享。針對綠證主管部門關注的“雙重獲益”影響綠證認可度問題，建議綠證機制進一步完善頂層設計，制定出臺有關政策法規，明確對可再生能源類項目參與CCER機制情況下的綠證凍結、注銷和回購規則，避免因部門間政策沖突引起市場主體對參與全國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不必要的顧慮。

 

　　三是推進“碳—電”市場基礎設施信息共享。為保障上述市場機制管理要求能夠有效落實，應推進CCER機制和綠電綠證制度相關注冊登記系統相互連接，促進兩領域市場機制信息互通，保證各機制監管隊伍能夠掌握可再生能源發電等項目注冊、指標簽發、流轉、使用等情況。對于擬申請注冊CCER項目的該類項目業主，綠證主管部門可根據情況對項目相關綠證予以凍結或注銷，已交易過綠證的項目可要求其回購并注銷等量綠證，并向社會公開，避免相應指標流入交易市場后形成不必要的“雙重獲益”，保證市場公平性和嚴肅性。

 

作者單位：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