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歲的理查德·桑德爾（Richard Sandor）戴著他標志性的牛仔草帽，笑意盈盈地注視著鏡頭。兩排20世紀紀實攝影藏品懸掛在墻上，在鏡頭的視角中，恰好在身后延伸成兩根相交的直線。
這正是這位“
碳交易之父”關于地球治理和人類生存的絕妙縮影：二氧化碳的無形資產、市場化機制的無形之手，相匯在這個宏大的未來命題下。
這已經是桑德爾好幾次露面在中國
碳市場活躍者的視野中了。他用樸實的英文詞匯，一字一頓地點評歐盟、美國和中國的碳發展故事。
7月16日，剛滿周歲的中國碳市場在體量上已經一躍成為世界第一。
而在這位最早將二氧化碳的排放權作為商品進行交易、以市場化機制約束
碳排放行為的開創者眼中，這個龐然大物或許還需要二十年的成長期。
“保持決策制定和執行方面的耐心是最重要的。”他慢悠悠又有力地說。
時間之尺
過去幾十年，人類對二氧化碳的態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地下捕獲二氧化碳的想法源于1977年。它不是來自農場，而是從美國的油田開始的。天然氣總管的工人將二氧化碳輸送到附近的油井中，幫助石油從原本無法到達的礦床中擠出，這套可以提高采油率的工藝沿用至今。
但是，當1992年聯合國成員國領導人在里約
會議上，根據 1989 年聯合國大會決議制定的氣候計劃討論應對氣候變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時，全球解決二氧化碳問題的想法產生了。
差不多這個時候，桑德爾也從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一名教授，變成了一位長袖善舞的氣候變化企業家。現在他的名片上寫著：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CX的創始人、美國金融交易所AFX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右翼總是懷疑你是一個愛護樹木的環保主義者，而左翼則指責你是一個貪財的資本家，”桑德爾對華爾街見聞說，“我認為自己是一名環保主義者，但我將這些情緒與日常工作分開。”
作為一名商業游戲的制定者，桑德爾參與了世界上第一個二氧化硫限額交易市場、美國自愿減排市場、歐盟碳交易市場的建立。他也是中國碳市場的老朋友，在籌建天津碳交易市場時深度參與其中。
這樣一位精通中外碳交易的
專家口中，現在要給剛滿一歲的中國碳交易市場下考語還非常困難。
“我觀察到，這個市場和歐盟、美國的市場都不一樣，首先是美國，人們往往會忘記美國是一個聯邦公共機構，華盛頓的政策就只是在華盛頓生效，各州主要推行的是區域市場，在美國，我們有20個碳市場和可再生能源市場。”桑德爾表示，北美現在的碳市場大致與黃金市場的規模相當。
相比之下，中國集中的大體量確實帶來了巨大的發展勢能。
去年7月16日才上線的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從周歲成績單來看不乏亮眼的數字：截至7月11日收盤，開市以來累計成交碳排放配額1.94億噸，累計成交額84.90億元；
第一個
履約周期中，納入發電行業重點排放單位2162家，年覆蓋溫室氣體排放量約45億噸二氧化碳，
履約完成率達到了99.5%；
碳價從48元/噸起步，一度漲至61.07元/噸，7月11日碳排放配額掛牌協議收盤價報58元/噸，較起始
價格上漲10元/噸……
“市場是有機的，一定需要時間來成長，一年前《華爾街日報》就說中國將推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交易計劃，現實情況是，市場總是需要20年的時間來成長，從‘童年’成長到‘年輕人’大概需要8年，然后再需要十幾年來達到成熟。”桑德爾表現出更加審慎樂觀的態度。
過渡設計
“如果仔細看，中國其實是一個碳排放強度控制的市場，而非簡單的碳排放總量控制，所以設計機制也與歐洲、美國的市場不同，我們常說中國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是要由中國自己的經濟學家來設計的，由中國的市場從業者來滿足其需求，”桑德爾告訴華爾街見聞，碳排放強度實際上會隨時間推移而變化，有可能會被碳排放總量控制所取代，所以現在還是一個過渡性的制度設計。
事實上，碳強度控制制度確實與中國碳排放交易體系中的“配額分配—配額履約—配額交易”邏輯不盡匹配。
碳排放目標的制定和落實是碳排放總量控制的基礎，而中短期碳排放總量目標一直未明確可能限制長期目標的實現。
“現有的碳排放達峰目標只要求排放總量在某個時間達到最高值后逐步下降，而沒有明確總量控制的天花板，從國家到各地方的碳達峰目標都沒有確定具體的控制數量，從而導致部分地區在正式碳達峰的時點前爭取多安排高耗能高排放項目的‘攀高峰’現象，這可能造成碳排放總量增長的失控和資源的大量浪費。”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卞勇解釋道。
對明確碳排放總量的謹慎態度主要是來源于對總量目標可能約束經濟增長的擔憂，所以，碳排放控制目標自“十二五”以來只有“碳強度”這一非剛性的約束，導致了只要經濟增速足夠快即可實現目標的現象。
“各地更加重視把地區生產總值這一分母做大，而不太關注碳排放總量這一分子的減小。”卞勇如是說。
以碳排放總量作為直接性指標，才能與國家自主貢獻文件中提出的2030年峰值目標更加匹配。不過，曾經經歷過多個市場成長期的桑德爾多次強調，“不能對一個剛運行一年的市場妄下斷論。”
發展規律
“歐盟的碳排放權交易體系是在2005年啟動的，其體量在最初也不是很大，在《京都議定書》承諾期的四年前，交易價格降到了0元，2009年啟動的RGGI價格也曾跌到將近1美元，2013年啟動的加州碳市場也出現過低價格的情況，在幾乎每個我們熟知的
案例中，我們都能看出，市場運行一年的結果是無法反映其未來的表現的。”桑德爾對華爾街見聞表示。
他以一個從業30年、全球總量控制下的碳交易市場研究者的身份強調，中國的碳交易之行才剛剛起步。
根據多方梳理發現，中國的碳市場建立的確經歷了相對較長的一段鋪墊時間。最初就《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談判之時，中國主要將其看成一個環境問題，并沒有意識到背后蘊含的政治與經濟影響。
《京都議定書》的簽署才讓中國模糊地認識到經濟發展和貿易在未來可能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但是由于“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一原則的存在，前兩期中國相應的減排義務較少，甚至還有一定的減排富余可以轉而與高排放量的國家進行交易。
所以中國進入世界碳交易體系最初主要是以
清潔能源機制（CDＭ）中單純賣家的身份，獲得了不少實質性的收益，并沒有考慮自身碳市場的構建。
然而，頂層設計者已經開始隱隱意識到國際環境的變化。2011年，國家發改委批準了
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湖北、廣東和深圳七個省市開展碳排放權交易
試點工作。
2013年后，由于國際
CDM需求和國際政治環境發生額較大變化，特別是《京都議定書》履約期的持續性問題，中國
CDM項目開發和簽發果然趨于停滯。
2017年12月，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終于率先從發電行業啟動。
2020年12月到2021年3月間，生態環境部連續發布了幾個針對全國碳市場(發電行業) 管理的綱領性文件。
2022年7月16日，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上線了。
桑德爾對華爾街見聞表示：“我們需要從一個長遠的眼光來進行評判，我們不能只看中國的碳交易現狀，還要結合未來兩年的發展情況，我強烈建議政策的制定者與行業從業者保持耐心。這一市場需要經過更多幾年的發展，我們才能對其進行一個全面的評估，也許在3年后我們才能看到這個市場的全貌。”
Refinitiv路孚特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碳市場也面臨監測、報告與核查（MRV）方面的運營挑戰和困難，主要的挑戰包括缺乏透明的基礎數據和碳交易專家，受訪者認為，MRV相關的技術問題以及第三方核查機構經驗不足是中國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亟待解決的問題。
桑德爾的觀點也應證了調查結果。“中國碳交易市場面臨的重要挑戰和世界其他國家的是一樣的，即最終建立MRV系統。相關機構的建立十分重要，這意味著需要培養相關的大學教授、學生、監管者、律師、
會計師、交易者以及那些能實現技術變革的人，這才是真正有價值的。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時間”和“耐心”始終是他的核心關鍵詞。
“全球只有一個碳市場的愿景不見得是正確的。我們可能會看到我所謂的多邊市場，這也是棉花交易和小麥交易發生的方式。我們并不是一下子就有了一個大的多國協定，而是這些市場在本國不斷發展。我認為中國市場的設計其實是不錯的。通過向其他市場學習，邁出了很好的第一步。中國想要交易超過40億噸的碳排放量，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碳交易市場，只是需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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