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氣候變化是人類面臨的最大危機之一。2024年11月11日至24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九次締約方大會（COP29）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大會期間，198個締約方在2025年初提交新一輪的國家自主貢獻（NDC）之前，共同磋商新的氣候融資協議，以“增強雄心、促進行動”，“團結一致邁向綠色世界”。經過艱難的談判，COP29落下帷幕，達成“巴庫氣候團結契約”。氣候危機難以解決，背后一定存在重大的前沿理論問題。在2024年11月16日COP29的UNFCCC官方邊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課題組發布了《2024氣候變化專家立場報告》（下稱課題），對氣候變化和綠色轉型的重大現實和理論問題進行新的思考，揭示傳統應對氣候變化思路如何難以解決氣候危機，并闡述其學術立場和政策主張。為此，光明網記者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所長和課題負責人張永生，進行專業解讀。

 

　　光明網：為什么要發布這樣一個專家立場報告？有些什么主要內容？

 

　　張永生：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傳統氣候變化經濟學難以為應對氣候危機提供足夠的理論支持，需要構建新的理論和政策論述，從過去的減排負擔論轉變到減排機遇論。目前全球氣候危機之所以一直難以得到解決，很大程度上同傳統氣候變化經濟學帶來的認識局限有關。尤其是，對氣候危機及其后果，雖然在科學上已形成必須實現全球碳中和以避免氣候災難的科學共識，但現有標準氣候變化經濟學卻一直在減排與發展之間相互沖突的傳統框架下尋求出路，難以為全球碳中和科學共識提供理論支持。因此，氣候變化經濟學需要范式轉變，構建新的理論與政策論述，支持全球碳中和與綠色轉型。

 

　　二是從學理上闡述中國綠色轉型的價值及其對世界的貢獻。中國推動綠色轉型的決心和力度、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貢獻，以及其綠色探索的世界性意義被國際社會低估。尤其是，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和綠色轉型探索，對推動全球綠色轉型作出了巨大貢獻。如果離開中國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全球就不可能實現碳中和目標。中國在綠色轉型過程中形成的寶貴發展經驗，也有待被世界充分認識。所有這些，都需要從學理上進行闡述。

 

　　基于這兩個主要考慮，專家立場報告主要是在學理上闡述基本學術立場，包括回答為什么要重新認識氣候與經濟的關系、為什么全球碳中和需要新的氣候變化經濟學、為什么理解綠色轉型的機遇及其實現機制需要新思維、為什么實現全球碳中和的阻力不在技術及其經濟成本的不可行、為什么應對氣候變化不只是減碳問題、為什么理解中國現象級的綠色經濟成功需要新思維、為什么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貢獻及其價值有待被世界充分認識等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基于這些學術立場，報告提出應對氣候危機亟需發展范式轉變，應由科學來決定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和路徑、構建各國“合作共贏”的氣候變化政策新論述、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綠色現代化、消除綠色產品的投資與貿易壁壘、認識中國對全球綠色轉型的重大貢獻和價值等政策主張。

 

　　光明網：氣候變化是人類面臨的最大危機之一。在處理這一危機時，人們應該抱有一個什么基本態度？

 

　　張永生：人們對待氣候的基本態度，實質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問題。現在的氣候危機，很大程度上是人們對待氣候的基本態度導致。氣候變化問題及其可能的后果，最早由科學家發現，并逐漸形成廣泛的科學共識。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應對氣候變化的最終目標，是“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一定水平，以防止人類對氣候系統危險的干預”。關于什么是“人類對氣候系統危險的干預”，也即“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應穩定在什么水平，或“全球氣候能夠變化到什么程度”，首先應由科學來決定，而不是由偏狹的經濟學成本和收益來決定。原因很簡單，對人類所謂經濟最優的排放程度，對氣候系統的穩定而言卻并不一定是最優，而氣候系統的穩定又是人類的根本利益所在。

 

　　但是，關于處理全球氣候危機的決策，一直以來卻很大程度上是由經濟考慮在主導，由此帶來很大的問題。考慮經濟因素本身沒有錯，但問題是，現有的經濟學水平和人的有限理性，不足以充分認識氣候變化的后果，也不足以處理全球氣候變化這么復雜的系統性危機。比如，主流經濟學基于所謂成本和收益得出的“最優溫控”目標，就遠高于科學家得出的溫控目標。如果只是按人類短視和偏狹的經濟標準的“最優”來排放，一定會觸發氣候系統的安全閾值，氣候災難終將導致“經濟利益”不保。目前關于氣候和經濟之間關系的這種主導思維，本質上是工業革命后人類凌駕于自然之上的人類中心主義，其不可避免地引發氣候危機。人的有限理性無法事后解決如此復雜而系統性的危機，避免災難發生才是更高的智慧。這就是為什么傳統工業文明必須走向生態文明的根本原因。

 

　　因此，必須對工業革命以來的經濟哲學進行重新思考，重新定位氣候與經濟的關系，將人類經濟活動納入氣候安全的框架內，走“尊重順應保護自然”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道路。經濟學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的角色，應該是在科學決定氣候目標的基礎上，主要研究如何以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實現該目標，而不是將經濟考慮凌駕于科學之上，由經濟學決定溫升應該控制到什么程度。這是“從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與傳統不可持續現代化模式的一個本質區別。與之相對應的，是氣候變化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變。

 

　　光明網：目前的傳統氣候變化經濟學在處理碳減排與經濟發展間的關系時，存在哪些局限性？

 

　　張永生：傳統氣候變化經濟學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它難以為全球碳中和提供理論支持。工業革命后建立的標準新古典經濟學，是在傳統工業時代建立并為其服務的。由于傳統工業化模式以物質財富的大規模生產和消費為中心，環境與發展之間存在兩難沖突。標準氣候變化經濟學則是新古典經濟學在氣候領域的一個應用，也是在環境與發展之間兩難沖突的基本分析框架和思路下進行。其典型分析思路是將氣候問題當作一個外部性問題，主要是在減少氣候危害的成本和收益之間尋求所謂最優平衡。在這個所謂最優點上，如果“進一步減排”，就被視為對最優的偏離，減排就成為經濟發展的負擔。

 

　　因此，現有標準氣候變化經濟學分析，大都是將《巴黎協定》的1.5攝氏度和2攝氏度溫升目標視為經濟發展的負擔，然后分析實現這一目標的成本如何以及是否負擔得起之類。先不論前面提到的關于經濟學與氣候科學的關系這種根本性問題，即使在新古典經濟學方法的運用上，標準氣候變化經濟學也存在很多值得商榷之處。我們團隊在做系列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揭示傳統氣候變化經濟學的局限，以及這種局限如何大大低估減排好處、高估減排成本，從而導致其無法為全球碳中和目標提供理論支持。

 

　　這里不展開討論，只舉一個問題說明其局限。比如，標準氣候變化經濟學將減排的好處定義為因減排而避免的氣候損失。這種標準新古典邊際分析的定義，在理論上就排除了減排有可能驅動經濟到一個更有競爭力的結構，從而也就難以預見減排可以成為經濟增長的機遇。比如，從燃油車的傳統結構躍升到電動車的新結構，會帶來“換道超車”的新機遇。這樣，減排的好處就被大大低估，因為無論如何減排，其好處也只是氣候損失的減少。由于減排的好處由全球共享，而減排的成本由本地負擔，氣候變化談判也就成為一個各國減排負擔分擔的零和博弈，而不是如何創造并分享綠色轉型機遇的合作共贏。氣候談判如果重點是討論各國負擔分擔，當然就會困難重重。如果是討論各國如何合作創造并共享綠色機遇，情況就會大不相同。

 

　　這種關于減排負擔的結論，與事實并不相符。目前，全球140多個國家承諾了碳中和。這些國家的經濟、排放、人口均占全球80%以上。尤其是，這其中70%左右為發展中國家。這是對工業革命后建立的“先排放、后治理”發展模式的顛覆性改變，意味著后發國家可以通過綠色低碳方式實現經濟起飛。這背后的推手，是以中國新能源發展為主要代表帶來的新能源成本戲劇性下降，其成本已可以同傳統化石能源競爭。這些國家的決策者，遠比身處象牙塔的經濟學家更了解氣候變化的危害和應對措施的可行性，其決策的目標及面對的約束條件也更加符合現實。但是，新能源的廣泛應用，卻遇到重重困難。比如，貿易保護主義和傳統化石能源體系，阻礙著新能源技術的全球普及。

 

　　光明網：從您的分析來看，碳減排的好處不只是避免氣候的損失，還蘊含著綠色轉型的機遇。該如何處理好減排與應對氣候變化、維持生態系統穩定性之間的關系？

 

　　張永生：關于減排的程度，前面說過，應由科學來決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目標，是“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一定水平”，以避免氣候危機。減排當然是一個巨大挑戰，尤其對已經處于高碳模式的經濟而言，低碳轉型更需要付出巨大轉型成本。但是，減排有可能使經濟躍升到一個更有競爭力的結構，從而減排不只是負擔，也蘊含著大量機遇。如果減排驅動經濟綠色轉型，未來零碳或低碳技術普遍比高碳技術更劃算，則高碳技術自然就會被市場淘汰。

 

　　要特別強調的是，應對氣候變化不只是簡單的節能減排問題，其實質是全面而深刻的綠色轉型，不僅要減少碳排放，更應該將生態系統、環境破壞、資源消耗等問題統一納入氣候變化治理框架。如果只考慮減碳這個單一維度，那么零碳轉型不一定就帶來可持續發展，甚至還有可能加劇生態危機、環境破壞和資源消耗，從而加劇不可持續危機。

 

　　在一個相互依賴的生態環境系統中，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環境和資源等維度的任何一個超出環境容量，均有可能危及整個生態環境系統的穩定。一些旨在改善某個特定子系統的行為，既可能有利于其他子系統，也可能不利于其他子系統。減少碳排放雖然具有減少某些污染的協同好處，但其是否能夠減少總的環境后果，則取決于其產生的各種正負效應的累積效果。顯然，目前關于減排帶來協同效益的分析，遠不足以為實現碳排放、生態、環境、資源之間的協同提供理論支持。

 

　　新能源除了其生產過程的全生命周期會直接產生資源和環境影響外，其使用也會驅動其他產品的消費，從而間接產生資源和生態環境后果。尤其是，如果未來新能源成為極其廉價的能源，其使用量會大幅增加，驅動大量額外的“其他產品”消費。因此，簡單的零碳能源并不足以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將“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布局”，實現徹底的發展范式轉變。

 

　　光明網：在新的氣候變化理論與政策論述下，全球應該如何共同應對氣候變化？

 

　　張永生：全球氣候變化正處于危險的十字路口。我們需要新的思維、新的愿景和新的全球領導力，推動有效的全球氣候治理。

 

　　一是重新定位氣候與經濟的關系。跳出人類凌駕于自然之上的人類中心主義，回歸《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防止人類對氣候系統危險的干預”這一“最終目標”。具體而言，讓科學共識而不是由短視或偏狹的經濟利益來決定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和路徑。經濟學應更多地研究如何最有效率地實現全球碳中和目標。

 

　　二是構建各國“合作共贏”的應對氣候變化政策新論述。各國應通過新一輪 國家自主貢獻目標（NDC）加大減排力度，推動發展范式的轉變。全球氣候變化談判的戰略思路，應從各國“負擔分擔的零和博弈”， 轉向各國“機遇共享的合作共贏”。

 

　　三是幫助發展中國家以新的綠色低碳方式，蛙跳式地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并同全球分享其綠色發展的巨大機遇。發達國家應通過新集體量化資金目標（NCQG）等方式，切實履行對不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等支持。

 

　　四是消除以各種借口制造包括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在內的貿易壁壘，推動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車等綠色產品的自由貿易和投資，以此促進綠色經濟、本地就業和綠色創新，加快全球綠色轉型步伐。

 

　　五是中國對全球綠色轉型作出的重大貢獻，應得到認同和尊重。中國艱辛探索綠色轉型和生態文明建設的經驗、教訓以及形成的發展知識具有世界性價值，可以成為全球公共知識產品造福人類。

 

　　【本文觀點基于“生態文明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理論基礎與政策含義”課題成果】

 

　　（光明網記者陳銳海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