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日益嚴峻的氣候風險挑戰，促進具有氣候恢復力的發展路徑轉型，氣候風險治理勢在必行。氣候風險不僅來自于氣候變化的直接影響，也與經濟社會的暴露度和脆弱性密切相關。綜合應對氣候風險，需要在全球、區域、國家，以及部門、城市等次國家行為體等不同層面，通過政府、企業、社會群體和公眾等不同主體的共同參與，構建氣候風險多層治理體系，引導和鼓勵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從而實現增強應對氣候變化能力、降低氣候風險的社會功能。

 

　　在全球層面，2021年11月在英國格拉斯哥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屆締約方大會（COP26）完成了《巴黎協定》實施細則中市場機制、透明度規則以及共同時間框架等幾個遺留問題，并就減緩、適應和資金等關鍵問題形成了相對平衡的一攬子成果，標志著全球氣候治理進入全面實施《巴黎協定》的新階段。《中美關于在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的格拉斯哥聯合宣言》為格拉斯哥氣候大會取得成果發揮了重要作用。會議通過的《格拉斯哥氣候公約》集中體現了加強全球氣候治理應對氣候風險的全球共識，其關鍵要點包括：首先，重申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對全球氣候變化的科學事實和不斷加劇的氣候風險發出嚴重警告。其次，罕見地將適應段落提到了減緩段落之前，凸顯適應氣候變化的重要性。會議決定建立并啟動為期兩年的格拉斯哥—沙姆沙伊赫全球適應目標兩年工作計劃，探討落實《巴黎協定》全球適應目標的要求。損失損害也從適應中獨立出來作為單獨一段，以強化適應行動并更多關注遭受氣候變化不利影響最為脆弱的發展中國家的訴求。再次，減緩依然是核心，在重申《巴黎協定》目標的同時著重強調1.5℃目標，呼吁各締約方加速能源轉型進程，逐步減少無減緩措施的煤電，取消低效率的化石燃料補貼等。最后，在資金方面，會議要求發達國家盡早實現2009年承諾的每年籌集1000億美元的目標并持續到2025年，并于2024年制定2025年后新資金量化目標，2025年將適應氣候資金總額在2019年基礎上至少增加一倍。總之，格拉斯哥氣候大會雖然為加強全球氣候治理取得了積極進展，但應對全球氣候風險不可能一蹴而就，各方將承諾變為實際行動仍然任重而道遠。

 

　　近年來，我國在應對氣候風險方面開展了大量工作，一方面是與防災減災相關的觀測監測、預警預報、應急響應、社會動員、物資儲備調用、重大工程設施、災害損失評估和災后重建等，另一方面是與應對氣候變化相關的戰略、政策和行動。在國家層面，中國發布《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2035》。在部門層面，適應氣候變化在減貧、城鄉建設、生態環境保護、健康保障等多領域政策中有所涉及。在城市層面，2015年財政部、住建部、水利部開展海綿城市建設試點，首批列入16個城市。2017年國家發改委、住建部開展氣候適應型城市建設試點，首批列入28個城市。在企業層面，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將氣候風險納入風險管理，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等六大國有銀行均在其社會責任報告中對環境社會治理（ESG）進行披露，并增加了應對氣候變化風險相關信息。

 

　　然而，在全球氣候風險日益嚴峻的新形勢下，加強氣候風險治理體系建設仍是一個需要努力破解的新命題。首先，現有以防災減災為主的氣候風險治理體系仍需加強。未來特大暴雨等氣候災害可能并不罕見，需要有更合理完備的預案，更加快速精準地溝通風險信息，多部門應急響應，協同聯動，調動資源等。其次，防災減災和氣候適應的政策體系之間還相對獨立，需要融合發展。對氣候風險的理解不只是突發性的氣象災害，緩慢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可能損失更大。對典型氣象災害的分析和反思，往往是提升氣候風險意識和加強氣候風險治理的契機。只有在國家、部門、城市、企業乃至個體等多層次上全面提升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才能在下次氣象災害發生時應對得當，減少損失。最后，減緩和適應之間存在不平衡，減緩和適應行動的協同效益還沒有充分挖掘。一些部門、一些領域在落實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時對適應氣候變化重視不夠。實際上，減緩和適應都是氣候風險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些減緩和適應行動還存在協同效益，如生態工業園建設，通過清潔生產、能源審計、生命周期分析的國際認證、產業共生、城市共生等手段，在增強城市可恢復力的同時具有非常明顯的節能減排效果。又如，林地和濕地保護、生態系統修復在增強生態系統可恢復力的同時還能增加碳匯。

 

　　總之，從長遠來看，應對全球氣候危機，加強氣候風險的多層治理體系建設，還要跳出氣候變化，在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的大框架下，促進面向具有氣候恢復力的發展路徑轉型。面對這一關系人類未來命運的宏大考題，中國作為全球氣候治理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和引領者，將以實際行動交出一份負責任的答卷。

 

　　【注：本文系研究闡釋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碳中和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氣候治理總體戰略和階段性策略研究”（項目編號：22ZDA111）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