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退化和氣候變化對金融體系的穩定帶來的風險已得到越來越多的認識。由更頻繁或更嚴重的風暴、洪水和干旱等天氣事件引發的物理風險，通過破壞房屋、辦公室和工廠等資產，大大增加了面臨風險的財務價值。與此同時，環境政策和生產技術的變化所帶來的轉型風險需要大規模的資本重新分配，并可能對金融穩定產生重大的全系統影響，并可能對宏觀經濟條件產生不利影響。雖然物理風險已經討論了多年，但轉型風險是一個相對較新的類別，而且仍未得到充分的探索。本文通過研究旨在改善空氣質量的環境政策影響宏觀經濟和金融部門的機制來填補這一空白。

 

本文首先開發了一個環境動態隨機一般平衡(E-DSGE)模型，以說明生產企業和金融機構對實施環境政策工具，如排放上限或強度目標的反應，然后評估了在中國政府于2013年啟動的空氣污染預防和控制行動計劃，排放強度不同的公司的違約率和貸款利差如何變化。該政策制定了全國范圍的空氣污染減排目標，重點是北京、天津、長江三角洲(YRD)、珠江三角洲(PRD)等重點地區。本文的理論模型闡明了一種金融加速器機制，通過該機制，以預防和減緩排放環境政策的形式，導致企業家對其債務的未償價值進行內生違約。這是因為環境政策包括它們用來抵押貸款的價值，這反過來導致貸款的超額溢價（即合同貸款利率和無風險利率之間的差異）。為了了解向高污染企業貸款的風險在政策實施后是否發生變化，我們追蹤了樣本期間發放貸款的還款狀況，發現高污染企業在政策實施后的違約風險上升了50%左右。然而，與行動計劃之前的時期相比，高污染公司的貸款利差僅增加了5.5%左右。這些發現突出表明，向低排放經濟的過渡對金融穩定構成了重大風險。盡管銀行通過提高貸款利率來意識到這種風險，但并沒有達到與提高違約率相當的程度。進一步的分析表明，清潔空氣行動的影響因不同規模的公司不同。貸款利差和違約率對小企業和微型企業的處理效果最大。此外，面臨較少政府干預的銀行能夠更恰當地為環境風險定價。